《先秦诸子系年》成稿后，陈寅恪誉称“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更对杨树达说，“钱宾四《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在此书出版之前，钱穆写信给胡适，请他作序：“幸先生终赐卒读，并世治诸子，精考核，非先生无以定吾书，倘蒙赐以一序，并为介绍于北平学术机关为之刊印，当不仅为穆一人之私幸也。”
能与胡适、傅斯年这些学界新领袖相得，归功于钱穆深厚的考据功力。“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认为，“钱穆从一个中学教师，最后进入大学，先成为燕大的讲师，接着在北大与新派领袖分庭抗礼，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几种杰出著作能够‘预流’，在‘预流’之馀，又能以坚实的学术证据提出更上一层的见解。”
有一年暑假，钱穆与经济学家卫挺生见面。卫挺生问他曾到过哪个国家留学。钱穆称，自己年幼失学，未能进国内的大学，更没有出国的机会。卫挺生说：“我和你虽然是首次见面，但你的《论语要略》，我拿来在家教子诵读，我们实在跟故交一样，不要过谦。”钱穆再次强调自己所说的是实话。卫挺生不无惊叹地说：“你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但《论语要略》能以如此新的编纂，表达如此新的观点，难以想象！”
钱穆，这位在今日有着“儒宗”、“国学大师”等称号的学人，从求学之初就关注时代动态，并不固步自封。他的弟子余英时说，“钱先生对于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一不具备。”
之所以会给人“守旧”的印象，是因为他并非“时代人物”。
传统人物
钱穆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传统人物”，确切来说，是做一名中国传统人物。
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比如，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钱穆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更重要的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
他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一次，商务印书馆约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邀请钱穆合写。钱穆拒绝了，明确告诉胡适：你我关于中国文学的意见迥异，如果各写一本书让读者比对着来读，那样会对读者有益，但合写一本则不行。
大致来说，抗战之前，钱穆还是与主流学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状态。但在大潮流中做一个异类，他显然感受到了压力。在《师友杂忆》中，他这样述说在北平的生活，“余前后5年购书逾5万册，当在20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尝告友人，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这“解聘”二字，虽是戏言，但也能让人读出一点味道来。
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枪声响起，钱穆终于爆发，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国史大纲·引论》只是发端。
1964年，钱穆在新亚研究所谈当时学风之弊：“中国人之所谓学术，则必当能超乎风气潮流之上，而有其独立存在、承先启后之意义与价值。不能仅在风气潮流中出现，仅随风气潮流而俱变，此则不得谓之真学术。康、章、胡三人，皆可谓中国近世‘时代人物’而非‘传统人物’一好例。”
在“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
抗战期间，他曾告诫弟子严耕望，“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又说，“要存心与古人相比，不可与今人相较。今人只是一时的人，古人功业学说传至今日，已非一时之人。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力求精进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