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钱穆发表《馀杭章氏学别记》一文，赞扬此前一年去世的章太炎，“真为民族文化爱好者，近世一人而已。”然而到了1978年，他发表《太炎论学述》，大意说，章太炎以其所崇信的印度佛学来统摄中国学术史，最近发现他这个做法终生不变，自己需要说出意见供读者参考，并非有意指摘前贤：
太炎既非一佛徒，又非一居士。其佛学，仅如西方人抱一哲学观点，乃依之以进退上下中国之全部学术史，立论怪诞，而影响不大。一因其文字诘屈，读其书者不多。一因其纵观博览，所涉既广，而民初以来读书风气已衰……故幸而其思想在当时及身后，亦未有何力量。否则其为祸之烈，恐当尤驾乎其所深恶的后起新文化运动之上。而主持新文化运动者，亦仅以“死老虎”目之，置之不论不议之列。近世则群敬以为大师，或目以为怪人。然固无知其立论之怪……“儒不如释”之一见，自足限太炎之所至矣。当清末民初之际，学者菲薄传统，竞求一变以为快，太炎与南海康氏，其表率也。
这位传统人物，并不是存心想做具体哪个人的反对者。梁启超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不满意，也有同题著作。再加上钱氏对康有为的批评，人们往往容易认为他连带贬抑梁启超。实际上并非如此。
1910年，15周岁的钱穆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深为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所感染，于是发愿深入中国历史之中，寻找中国不亡的根据。在1964年的演讲中，钱穆赞赏梁启超在欧战后批评西方文化的病痛，是“当时国人惟一大创见”，梁氏论中国传统政治为“礼治”而不是“法治”、辨析中西文化异同，“更为深见卓识”。他更认为，梁启超天资聪颖，如果活到七八十岁，“不知其学问思想又将达何境界。”还透露了自己平生一大遗恨，是赴北平时梁启超已经去世，未能与他见上一面。
钱穆将梁启超看作“中国现代传统学术人物，非仅一时代人物”。他对梁的深情，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这种深情并未使他否认古代中国存在诸多问题，在抗战时期他就说，“近百年来的中国，不幸而走上一段病态的阶段。这本是任何民族文化展演中所难免的一种顿挫。又不幸而中国史上之一段顿挫时期，却正与欧美人的一段极盛时期遭逢而平行。国内一般知识分子，激起爱国忧国的热忱，震惊于西洋势力之咄咄可畏，不免而对其本国传统文化发生怀疑，乃至于轻蔑，而渐及于诅骂。”
类似这种对菲薄传统风气的深忧，遍见于钱穆抗战后所著的书中。在20世纪的学人中，我们很难看到还有第二个学人，会像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劝人要多读中国书、要做一个中国人。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争议点所在。数十年来，常见的批评钱穆的声音，有“守旧”、“顽固”、“为专制辩护”，客气一点的，也认为他对新风气有成见。
或者，还应该听听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公开授课时所说的话。1986年6月，钱穆在素书楼结束了一生的教学生涯，媒体蜂拥而至，关注这位耆宿的告别杏坛之作。钱穆对在场的学生说：“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的姓名都被人遗忘了。现在哪人再讲梁任公？连胡适之先生也少人提及了。照这样子，将无历史可讲。譬如说陈寅恪，当年在北平哪个青年读书人不知道，但现在又谁知道得他呢？求新求变，那真是值得惊心动魄的。”
争议声中，这位老人的温厚与深忧，往往被低估。
1988年是香港中文大学建校25周年，余英时发表演讲，梳理近代以来的风气：“在西方，例如英国有保守党，它并不以‘保守’为可耻。但在中国我却未碰过人会称自己为保守党。中国人如果对旧东西有些留恋，说话时就总带几分抱歉的意思；虽然他心里并不是真的抱歉，因他总觉得保守、落伍是说不出口的。只有前进、创新、革命这才是真正价值的所在。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跟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现状可以给保守者说话的馀地。”
在“求新求变”这一时代洪流中，钱穆发出了一位横而不流者的最强音。
何处是中国？
1949年4月，江苏无锡。
江南大学教授诸祖耿在无锡车站送别朋友钱穆。钱穆是应广州华侨大学邀请，赴穗任教。他告诉诸祖耿，一个月后回无锡。俩人都没有想过，这会是他们此生的诀别。话别诸祖耿后，钱穆先去了上海看望老师吕思勉，然后乘船赴广州。
这一年，一股更加求新、求变的风潮，将当年新风潮的领导者胡适和傅斯年，震荡出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