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新亚时期的学生叶龙说，钱穆的离开，与新亚内部一些人喜欢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有关，走的时候并不开心。
台湾这个地方也未能让他安度晚年。1986年，钱穆在素书楼上最后一课时告诫学生：“你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中国人。”接下来几年，他陷入了“素书楼风波”中，当时的台北“立法委员”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责他居住在素书楼是“非法占用公产”，逼他迁出。
尽管“非法占用”说法并不属实，但钱穆决然于1990年6月搬出住了二十多年的素书楼。两个月后，他撒手人寰。余英时认为，“他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们应该用眼睛照亮这社会”
叶龙告诉我，钱穆先生相处起来很和气，但非常有威严。有一次他请钱穆改文章，钱穆提出意见，他随口说了些反对的话，钱穆马上就不改了–认为他所持的并不是虚心请教的态度。这令叶龙极其后悔，数十年后谈起此事，仍懊恼不已。
这符合钱穆某些时候的峻厉形象。
《朱子语类》里记载了朱子这番话：“凡事回互，拣一般偎风躲箭处立地，却笑人慷慨奋发，以为必陷矫激之祸，此风更不可长。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盖狂士虽不得中，犹以奋发，可与有为。若一向委靡，济甚事！……大凡只看道理合做与不合耳，如合做，岂可避矫激之名而不为？”
1930年代，钱穆撰文介绍近百年几个儒者的读书主张，谈到陈澧（1810-1882年，字兰甫，清末广东大儒，著有《东塾读书记》等书）的读书方法时，他认为陈澧只是看到了时人的病，开出来的药方却“温和有馀，峻厉不足”，不能振聋发聩。这个“峻厉”的主张，可与朱子的“慷慨奋发”互相发明。
钱树棠在抗战期间曾求学于迁到四川的齐鲁大学，入国学研究所追随钱穆。在他的印象中，老师的民族意识极强，曾对他说：“中国人自己的铁路，为什么车站站牌上，中国字下面偏要注上英文拼音？汪伪汉奸政府将它一律取消，这一点却做得痛快。只是他们将来会不会注上日文，这可难说了。”一次，美国教会派人来到齐鲁大学调查情况，钱穆负责接见，向美国人介绍情况时，他把时间一律讲成“民国某年”。美国人问：民国x年到底是“一九xx年”？钱穆严肃回答：“我不知道。”
思想峻厉、处世温煦，并存于钱穆身上。在叶龙的记忆中，钱穆很能克制自己的情绪，评议他人时，口不出恶言，比如他对于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不聘请他这件事，其实是有意见的，但多年相处，也只听他不经意地提过一两次。
在西南联大时，经常有人向钱穆请教。学生对这位老师，先是敬畏，熟悉后变成敬爱。每逢周末，学生成群结队去钱穆宿舍问学。由于地方小，来的人往往是一批出来，另一批再进去。
这些前来请教的人各式各样：西南联大的学生，其他大学的学生，银行、报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年过50岁的人……对于他们，钱穆没有丝毫疲倦厌烦的神态，一一耐心作答。学生李埏不解，说：“有的人只是慕名而来，只是瞻仰先生风采的，为何也耐心作答？”钱穆举了范仲淹的例子：范仲淹带兵打仗时，18岁的张载带着兵书求见，范仲淹劝他读《中庸》，张载记取这番话，后来成了一代儒宗。钱穆告诉李埏：“孔子说，‘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宁愿失言，也不肯失人。”
严耕望1941年来到齐鲁大学追随钱穆，报到的第一天，钱穆领他到住处，对起居饮食、铺床叠被、整理书物等一切琐事都耐心指点，并且一天里来其房间五六次，对这位学生关怀备至。50年后，严耕望回忆起这个场景，仍然不禁涕泪横流。
1957年，钱穆在新亚学生的毕业典礼上致辞说：“我们当抱赤子之心，以迎接一切。我们应该用眼睛照亮这社会，光明是从我们每个人的眼中发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