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类似的情况，在国内的医学界常发生吗？”
吴一龙摇头，“做不到，做不到。我为什么感动，这么老还是受感动，因为我衡量自己，我也做不到。所以我跟他们比，我觉得自己都很惭愧。”
死亡是一种选择
1989年，吴一龙结束了在德国的进修，导师问他回中国还是留在德国。他考虑到自己能够来到德国，是因为得到德国一个基金会的支持，决定遵守契约，回国服务。临走时，导师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只要了一张CD，里面是典型德国风味的乡村音乐。
回国后，吴一龙重返中山肿瘤医院任职，头几年，“以为自己了不起”的他并不受重用，感到了失望。“那时候我就记得我老师一句话，他说当外界不理解你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争辩，你就做自己的事情。”他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把所有治疗过的病人的资料找出来，建了一个大的数据库，然后写综述。
1995年，他看到一篇英国的文献，里面总结了60-90年代肺癌治疗的状况，用了“个人资料的综合分析”这个词汇，其中有一个结论：做完手术后给病人加一个放射治疗，非但没有给病人带来好处，还带来了伤害，死亡风险增加了21%。这个“吓人”的结论，令他对这种讲究证据而非经验的研究方法产生浓厚兴趣，由是于1998年在国内率先开了“循证医学”这门课。
到了2002年，“有一个时髦的‘介入治疗’，就是用一个管插到肿瘤里面灌药物，说是效果好得不得了。我就用这方法给它做了一个重新评估，发现效果可能没那么好。发表了我的观点后，所有搞放射的人就跟我争。有一次他们在广州开大会，大概八百多人，他们的主任委员就请我去讲一讲。我刚开始非常忐忑，说我能去吗，讲我的观点出来，八百多人每一个人吐一口口水，我不是给淹死了？死都不肯去。但是那个主任委员很有料，他说你一定要去，一定要把你的科学方法告诉大家。所以我就去了。我演讲完，整整10分钟没有一个人出声。我打动他们了。”
这段经历让吴一龙得到了教益，“到现在我经常教下面的人，人生没有永远顺利的，当你不顺利的时候，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要去管人家在想你做什么事情。所以当这个时间一过去，我回头看，哦，原来人家对你不了解的时候是你出成绩最大的时候。”
与癌症跟死亡打交道了这么多年，如今的吴一龙，如何看待死亡这个话题？
他平静说道，“其实，死亡是生命的一种选择。你活着、死亡都是一种选择，只要我们尽力了，千万不要去做一些增加痛苦的事情。现在对很多到了终末期的病人，我的学生包括很多人都说：哎呀一定要想办法治疗！其实我知道我们手中的武器，到了终末期，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任何一种治疗只是增加痛苦，所以我会更倾向于让病人安静地走下去。这种理念，现在很多医生也不接受的，他们觉得好像太过悲观了。”
这种理念也得自他在德国的学习，“有一次周末，我到了奥地利，就去找贝多芬的坟墓，找来找去找不到，在一个地方耳朵突然响起了《第九交响乐》，心想肯定就在这附近了！我就找，真的就是在这附近喔！我到现在还理解不了当时为什么突然就冒出《第九交响乐》的音符在我的脑海里面。”
“看了贝多芬的墓地之后我觉得，死亡你说是很残酷吗？不是的。你看多少人在纪念贝多芬？我们这里坟墓是冷冷的、阴森森的，但人家那变成旅游胜地，每个墓碑，有名的没名的都变成一种艺术。所以我认为，死亡是生命的一种选择。”
（《适道仁心·大医国手》由华润三九联合本刊共同策划、出品。）
本刊记者 邹金灿 实习记者 周建平 发自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