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PORTRAIT=P
林毅夫=L
谈中国经济
说我是过度乐观，因为他们只看问题
P：现在有一种观点觉得你对中国的经济形势判断是比较乐观的，有篇文章叫《危险的林毅夫》，你有没有注意过？
L：（笑）我国是一个处于转型中的社会，观点多元是正常的。至于，我对中国未来前景的判断，我在多次场合说过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因为我在谈中国的未来前景时总是从我国的发展潜力、存在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和挖掘这些发展潜力的有利条件来分析，这样的分析得到的结论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所以，显得“乐观”，是因为一些学者只看到问题，没有分析潜力，因此，他们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判断比我的判断黯淡得多。我把问题和潜力两方面同时分析所得到的对未来前景的判断，为何被有些学者认为是“危险的”？以及媒体热衷转载这些学者对我的评价，是不是反映当前我国学界和舆论界的一种只能谈我国的问题，不能谈我国的发展潜力和有利条件的一种倾向？
P：那么你觉得你和那些主要看问题的学者，差异是怎样造成的？
L：借此机会我再次把我和一些学者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判断差异之处阐述一下。一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容易只看到问题，是因为他们拿根据发达国家的理想条件下形成的理论作为参照系。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必然有体制的落后性，我国又是一个转型中国家，以理想条件下的理论做参照，也必然有体制的扭曲性，这样的分析只看到落后和扭曲的代价，得到的结论自然容易悲观。
但是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条件有许多差异，不能简单套用发达国家的理论，也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以一个国家的增长潜力来说，不管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要靠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一个不同点，发达国家的产业跟技术都是在世界最前沿的，他们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自己发明。发明的投入很大，失败的概率非常的高，如果成功，一本万利，但绝大多数是失败，所以发明的平均回报率是低的。因此，新的技术和产业虽然大多出自发达国家，但是他们总体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速度是慢的，过去一百多年来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也就是3%左右。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产业都在世界的技术和产业的前沿之内，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依靠引进、消化、吸收，成本是低的，风险是小的。利用好和发达国家的这个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高好几倍，这也是为什么我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体制机制从理想模式来看充满着各种扭曲，随时要崩溃，但是，在过去35年却能够维持平均每年9.8%的增长，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我看起来像乐观主义者，其实我是客观主义者，我从来没有回避问题，但是我也同时在看我国的潜力以及怎么挖掘这个潜力，并创造条件来解决存在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要挖掘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的潜力，第一个条件必须是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经济才能发展;解决问题则要审时度势，是不是到了能改的时候，不到能改的时候，改它，可能好心干坏事;到了能改的时候，不改，这些问题就变成了包袱。从1987年回国参加工作以来，我从来没有少谈问题和改革呀？
为什么一些人说我是过度乐观的，是因为他们只看问题，觉得处处是问题。因此，中国崩溃论每隔几年就要来一次，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稍微放缓一点，中国崩溃论就马上非常盛行。我并不是说对中国的问题我们要忽视，我们不要担心，我们要漠视，但是老是在讲中国崩溃论，而且，从苏联东欧以及最近北非的经验表明，真按照中国崩溃论那些人的建议去做，中国反而真的会崩溃了。那你说到底我危险不危险呢？
改革要有判断力，要有决断力
P：1994年你提出“中国的奇迹”，当时国内的舆论跟你的判断一致吗？
L：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我判断只要中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双轨渐进的方式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到2015年时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对当时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但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去年公布的研究，我国实际上在2014年时就提前一年达到了。
作为一个学者来讲，重要性还不在于过去20年实际的增长速度以及经济规模超越美国的时间跟我们当时的判断高度一致。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那本书里面所讨论、分析的中国以这种务实的渐进双轨制改革，在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成绩的同时会出现哪些问题，那些问题应该怎么来解决。现在回顾这20年，我国实际改革历程当中的成绩、问题，以及怎么样创造条件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也和我们当时的分析高度一致。
P：你认为当下我们需要着重改革的难点和重点是什么？
L：改革大多都不容易，都是要有判断力，要有决断力，要有勇气。今天的改革不容易，30年前的改革就容易吗？农村里的人民公社，每个社长都是土皇帝呀？小岗村的农民冒着被认为是反革命的危险，立下生死状才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呀！
所以我认为改革没有容易的，过去36年的改革不容易，接下来改革也不容易，重点随着改革的进展不断在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是一个人均GDP尚不及非洲国家平均数三分之一的贫穷落后国家，为了在转型期维持稳定，我国采取了务实的渐进双轨的方式，而不是像苏东国家那样照搬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来进行改革，一方面给传统产业中缺乏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一方面放开对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的准入，这样我国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但是，为了保护补贴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我国保留许多要素价格的扭曲和市场的垄断，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寻租的问题。现在我国已经是一个人均GDP7000多美元的国家了，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对他们的补贴已经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要把双轨渐进的转型中遗留的要素市场的扭曲和市场的垄断取消掉，让价格在市场由供给和需求的竞争来决定，让资源由市场来进行配置，这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