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WHO的传染病反应部门还有用一支人类学家组成的队伍，用来帮助医疗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克服文化障碍。这支队伍的消失让人们在此次埃博拉疫情中付出了代价。
从16世纪到19世纪，西非人民一直被劫持作为奴隶贩卖到欧洲和美洲。法国殖民时代，几内亚森林地区的居民被迫为殖民者修建公路，收集橡胶。加上缺乏卫生知识，人们对于外来的医务人员的出现存在深刻的戒备心。今年4月4日，在几内亚马桑塔，愤怒的人们追赶一支埃博拉监测小组，劫掠了医生无国界组织的治疗中心，使这个治疗中心关闭了一星期。同一时间，WHO的专家在首都科纳克里搜寻一名感染的妇女。他们半夜里在一间破旧的房屋里找到她。女人躺在地上的一张毯子上，已经十分虚弱。但当医生对她进行检查时，她的家人和邻居在房屋周围聚拢，人们开始谈论病人进了埃博拉治疗中心就很少能够回来，拒绝让医生带走病人，情势濒于失控。医生连续两天尝试将病人带回医院都失败了。直到几天以后，病人的家属将濒死的妇女送到了治疗中心。这位妇女最终活了下来，但被延误隔离已经造成了十几人的感染。
埃博拉病毒虽然凶险，但仍具有弱点。受到传染的人只有在病症出现后，才会传播病毒。健康人群会因破损的皮肤或黏膜直接接触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分泌物（如粪便、尿液、唾液、精液）和体液污染的物品而感染。不同于SARS和流感，埃博拉病毒病并不通过空气进行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病的传播风险。但在西非，人们习惯亲自照料病人，并徒手清洗死者的尸体。医疗人员试图制止这些行为，同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
“人们已经习惯了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利比里亚总统瑟里夫总结说，“关于不要接触死者、注意洗手，如果有人生病，不要接近他们的各种办法，对于人们来说都是陌生的，完全与我们的传统和文化不符。”到了4月中旬，人们开始建立社区志愿者队伍和当地居民沟通，追查病例。
后来，原本应该最早出现在县城的人类学家也加入了进来。塞内加尔人类学教授切克·易卜拉欣玛·尼昂2014年7月在WHO的邀请下前往塞拉利昂。他回忆：“抵抗是人们在其尊严受到威胁时为确认其地位而采取的方式。没有人愿意死于埃博拉。如果村民说：埃博拉不存在。埃博拉是西方人送给我们的毒药。你就说好，之后你会明白他们不喜欢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一旦得到了倾听和理解，社区便放下心来，暴力行为也减少了。我们受到了良好接待。我们从此中学到了什么？我们认识到必须首先让人类学家去接近社区，没有警笛，没有通告，没有个人防护装备，作为社区的成员，而不是探访者。我们穿的服装与他们一样，并以同样的方式保护自己。”
回到2014年5月，WHO没有发动更大规模动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当时看来，WHO介入后，疾控工作的效果似乎很好。
2014年4月中旬，几内亚在3天内确诊了29个病例。而5月3日到7日，只出现了5个。在首都科纳克里，医生们已经超过10天未曾发现新病例了。4月30日，几内亚总统赴日内瓦向WHO咨询，他的信心多于忧心。他对外宣称：“这个时刻，我们掌握了局势，我们会把握住，未来不会再有更多新病例。”
利比里亚的工作也卓有成效。4月9日，在发现第一病例的10天内，利比里亚很快找出了12个被传染的病人。到4月底，第一个人的21天过去，没有新发案例。5月22日，利比里亚度过标志性的42天，疫情被宣告终止。事实上，5月6日，一些慈善组织已经开始结束在利比里亚的应急行动。5月，WHO部署在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的工作人员只留下了29个。该组织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5月19日就要召开的年度世界卫生大会。在大会上，总干事陈冯富珍发表了一个演讲，提到埃博拉疫情正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