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王朝——富庶的背影
广东人说起本省水运与航海之便利，便有八字谚语，所谓“一江来水，八门出海”。这里兼有优良的季风气候，自3月至8月，自西向南的风向在南海海面上占据60%以上，来自阿拉伯半岛乃至东南亚的风帆船舶，每年夏季借助西南季风驶来广东，进而北上前往宁波、泉州，以及日本琉球、长崎等地，冬季又借助西北季风原路返回，北宋人朱彧在《萍州可谈》中，就谈道：“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五月，六月，就南风。”并指出广东当地百姓与海上船户，称季风为“舶趠风”，苏轼即以此为名赋诗，有“三时已断黄梅雨，万里初来舶趠风”之句。作为省会所在与东西北三江汇集之地，广州更是得天独厚：闽西、赣南的外销陶瓷、丝货、茶叶沿东江而来，湖湘之地的丝茶沿北江运至，滇黔川桂等地的锦绣、粮食、木材则顺西江，汇集至广州。
有了如此天时地利，广州作为中外海上交通贸易枢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代。在市中心中山四路的车水马龙之间，香火缭绕的城隍庙之旁，静静地坐落着南越王宫署遗址博物馆，自1974年首次发掘以来，在此先后发现了宫殿基址、园林廊道、宫城城墙、园林池渠等遗址。博物馆一层，即为开放性参观的园林遗址。
“从出土的南越王宫园林遗址的形制和文物来看，可以证明广州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跟东南亚等国家地区通过海上沟通，有了频繁的商业和贸易往来。”博物馆馆长全洪告诉我们，首先，这片王宫园林的建筑方法，就与中原核心地区的宫室院落截然不同。“这种石构水池和曲流石渠整体皆为石构的建筑方法，在我国秦汉时期的王家苑囿中尚属首见。两处遗迹中还有不少以石为材的造景，如石构水池的池壁用石板呈冰裂纹状密缝铺砌，叠石柱和八棱石柱也能在古埃及、两河流域和古希腊的不少遗址中见到，这就不排除建筑形制是受海外影响的可能。”
在博物馆二层的文物陈列室里，我们还看到了几块出土的带釉砖和筒瓦，釉彩为青灰色，有细碎的开片，在灯光下散发出一种宛如玻璃的质感与光彩，全洪说，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古陶瓷研究中心的鉴定，这种釉被称为“碱釉”，也来自同时代的中亚与波斯地区。而在距离这些砖瓦不远的陈列柜里，还有十余件于遗址南汉文化层中出土的蓝釉器残片。蓝釉，又被称为孔雀釉或者波斯蓝釉，从蓝釉器残片的造型、花纹、釉色和陶质等看，都与在福州市五代十国闽国王延钧妻刘华墓中出土的施孔雀蓝釉大陶瓶相似。
这些出自遥远国度的珍宝，是如何漂洋过海，辗转来到广州的？在宫署博物馆一侧，还有一方不起眼的回填考古探坑，在这座规模宏大的宫室发现之前，考古工作人员在此找到了一处时代绵延秦汉两朝的造船设施遗迹，若按照遗址所出土造船台的尺寸，并参考其他汉代陶船模的比例，可推算当时所造船只的长度可达20米左右，载重约25～30吨。其形制，根据广州其他西汉墓葬出土的陶制船模推测，可能已经拥有多个舱室，上有甲板与帆、橹、舵、瞭望台等设施，具备了在内河乃至近海长期航行的能力。岭南地区造船业的发达，在两汉之后也依旧存在：三国孙吴政权黄武五年（265），孙权将合浦、苍梧、南海、郁林四郡为广州，“以舟楫为舆马，以海岛为夷瘐”，专门负责督造船舶的官位“建安典船校尉”，最大船名“舡”舶，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记载，这种大型船舶可能长达二三十丈，船体建筑最高距离水面两三丈，最多可乘坐六七百人，载重量达到“万斛”，前后拥有4张可以活动的巨帆，以适应来自不同方向的风力。
根据史籍记载，南越国由于三面临海，坐拥海运交通之利，加之岭南地区物产丰富，所以迅速富甲一方，《晋书·吴隐传》即称广州“负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筐之物，可资数世”。距离南越王宫遗址不到10分钟车程，就是解放北路。1983年，在这里的象岗山发现了南越第二代国王，文帝赵昧的陵墓。在这个占地100平方米的“早”字形大墓中，考古工作人员曾发现了多件价值连城的舶来随葬珍品，包括焊珠金花泡挂饰以及一件银盒。挂饰为半圆形，焊有金丝图案和小型珠，而银盒表面有锤揲而成的蒜头式纹样，以及鎏金的穗状纹带，带有浓郁的波斯艺术风格，与汉代中原流行的金属器物迥然相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