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地理方志记载中的模糊描述，给今日的研究者造成了许多疑惑与歧义，《魏略》中的条支西大海到底指在何处？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后汉书》等书所说的“西海”就是泛指“波斯湾及红海一带的海水”。白鸟认为，“海西国”（大秦的别名）顾名思义应当位于波斯湾及红海以西地区，即埃及。白鸟进一步说，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是古代东西方的商贸中心，其名字常被省略。Alexander一名省去A与S等音后，即成（A）lek（s）an（dria），译成中文就是“黎轩”，即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被罗马灭亡，这样，中文所说的大秦（黎轩），就是指罗马统治下的埃及与罗马帝国在亚洲的领土。而中国学者余太山则认为，黎轩在埃及，大秦则为意大利，本无关系，可是，“当汉人进一步了解西方世界时，黎轩即埃及王国已不复存在，大秦之名却如雷贯耳，于是很自然地把黎轩和大秦这两个表示不同概念的名词合二为一了”。
由于张骞出使西域以及班超对西域的进一步经营，两汉在国力鼎盛时期都对域外世界进行了大规模的探索，更刺激了航行与造船技术的发展。《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汉武帝在长安城西南修建了方圆40里的昆明池，用以训练水军，装备了高达数十丈、甲板上有三层建筑的楼船，在东汉丹阳太守万震所著的《南州异物志》中，已经记载了我国南方近海航行中高超的驭风技术，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斜移，相聚以取风吹……在广州出土的两汉年代陶制船模以及木船残留中，已经发现了舵与横隔舱的设计，横梁、隔舱版以铆钉结合，并用桐油灰密封船板之间的缝隙。
魏晋南北朝期间，虽然中原战乱不休，但沿海割据政权如孙吴，亦大力开拓海上贸易与外交。据《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记载：吴人士燮为交阯太守，每有出入，“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说明西域至交州者人数之多，其胡人中便有极西之大秦人。同书记载：“燮每遣使诣孙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术帽、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士燮弟士武时贡马凡数百匹。”《通志·四夷传》卷一百九十八“扶南”条记载，吴国使者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国（今中南半岛越南，泰国与柬埔寨一部），曾建议其国人用中原输入的丝绸，制成筒裙与横幅等衣物。
在此段动荡混乱时期，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使节与贸易商人，中原与东南亚之间的海上旅行，也有了一批全新的参与者：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不少海外高僧取道海路来到中国弘法，而中国佛教僧人亦西行求法，络绎不绝，往来于西域南海之间，其遗留的旅行笔记种种，也拓展着中国了解外部的视界。东晋隆安年间，罽宾国僧人昙摩耶舍来到广州传教，建立了光孝寺，直至唐代，在该寺传教译经的有印度高僧求那罗跋陀三藏、智药三藏、达摩禅师、波罗末陀三藏、般剌密谛三藏等。唐仪凤元年（676），禅宗六祖慧能在此削发受戒，开创佛教禅宗南派。在这西来东去的弘法队伍中，其记述最为翔实丰富者，当属东晋高僧法显，他于东晋隆安三年（399），不顾60岁高龄，从长安出发，带领慧景、慧应等僧人，前往天竺。
法显西行求经之路为陆上丝绸之路，归途则取海上丝路，从印度多摩梨国（今日印度港口孟加拉邦塔姆卢）起航，途经狮子国（斯里兰卡）、耶婆提（爪哇），最终在广州上岸。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西南郊区的布拉辛哈拉，至今还保存有遗址“法显洞”，为法显居处。在记载中，他因“去汉积年……同行分披，顾影唯几”看到玉佛像边有当地商人送来的“晋地白绢扇”为供养，竟然触景生情，潸然泪下，此轶事也进一步作为来自中原的丝绸以及其他手工制品在东南亚普及的旁证。在这本行纪中，法显提及，从多摩梨到广州的航线已经固定，大约航行需要50日，且高度繁荣，有能够乘载超过200人的大型商船往来，魏晋时代中国沿海与南亚海上贸易往来的繁盛，由此可见一斑。
唐宋：丝绸与陶瓷造就的白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