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一个奇特的城市，国际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三个并存的政治实体让它“一市三治”。自1853年小刀会起义以后，这里就形成惯例，一旦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战争，租界都宣布中立。“八一三”的炮火打响，战争都只发生在华界，损失最严重的，首先是苏州河北岸的闸北地区。而苏州河往南，则依次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中间以一条叫作洋泾浜的沟渠为界，在辛亥革命之前已经被租界当局填平为爱多亚路。因此，“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是炮声震天，一边是笙歌达旦。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连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陶菊隐的这段文字，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租界和华界境况的写照，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光怪陆离。
1937年11月，战事告一段落，国军开始撤退，日军逐渐占领了华界地区，苏州河北岸原属于租界部分的虹口也处于日军的控制之下。苏州河南岸的两租界，成了“孤岛”，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法租界的公董局照常运行。
“因为怕留在里面的抗日游击队活动，日军对占领区进行封锁，并且不准掩埋战死的中国士兵的尸体，来对中国人进行警示、威胁。”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健熙说。他曾仔细翻阅那时期的《上海生活》，对里面一则有些骇人听闻的“笑话”印象深刻。“说上海的大闸蟹在那一年特别肥，而且都带有血腥味。因为蟹主要吃浮游生物，而尸体腐烂造成浮游生物特别多。”占领区的市民大量逃入租界，难民问题成了租界当局最紧迫需要处理的问题。当时上海的人口有300多万，到9月初，已有50万中国难民涌入公共租界，工部局为此成立了难民调查委员会；而毗邻法租界南部的南市难民则试图向法租界寻求庇护。
1937年8月18日，法国神父饶家驹和一些人建立了国际救济会，总部设在敏休尼荫路（今西藏南路）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国际救济会是几个救济组织的合作机构，包括了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天主教会、中国佛学会、慈善团体联合会等。8月21日，60个难民营建立并开始运作，一共收纳了5万难民。难民收容所大多设在庙宇、学校、教堂、戏院，可以提供的栖身之所远远无法满足需求，陈存仁担任堂长的仁济育婴堂在半天之内收容的弃婴就达200多名。“光是天蟾舞台一家，就容纳了2000名难民，玉佛寺竟容纳了4000多人，静安寺容纳了500人。”而难民还在不断地涌入。刘复田一家原本住在南市区最繁华的小东门一带，战争爆发后搬进了法租界内的朋友家中，刘父是佛学会理事，很快也参与了难民救助的工作。
到了11月，租界内难民营数量已达到142座，收留了9万多难民，还有大量人口寄居在大街小巷。不堪重负的租界为了阻止难民不断涌入，沿法租界和南市分界的民国路（今人民路）路口，装上极高极大的铁栅门。从西门斜桥起，沿着陆家浜，动用数千工人，连夜加筑近两丈高的砖墙。公共租界当局也围绕北面的苏州河一带分段堆起沙包、架上铁丝网。为了解决难民问题，在华界地区建立可供市民避难之所变得无比迫切。周旋于中、日、法多方的饶家驹在其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根据当时《申报》的报道，饶家驹向日方提出希望在南市划出一片地方作为难民保护区，日军不得轰炸或袭击这个区域，使保护区内的难民能够得到在外国租界里所能得到的同样多的保护。而作为条件，他们要保证“安全区内禁止出现武装部队、军事设施和武装冲突”，不得有抗日活动。
多方谈判之后确立的安全区设在上海老城厢南市区的北部，东面、北面和西面以法租界南面的圆弧形的民国路为界，南面则以方浜路为界。大量在公共租界避难的难民穿过法租界进入了新的安全区。11月11日，安全区开放仅三天后，战火就在南市地面上铺开了。由于预料到日军会进攻华界地区，安全区内的原住民大多数已经迁走，住进了法租界或者是逃离上海。相比闸北，南市地区战前有大量经过建设的新式弄堂，是上海中产阶级聚集区，居民因此也比闸北难民有更好的经济条件、更多的选择。一波波难民住进这些空置的房屋，还有大量难民集中住进安全区内的104个难民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