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之前，格勒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副总干事、著名学者。他在这个机构整整工作了20余年。然而很少人知道，这位藏族人类学博士，曾经的志向是要做最高等级的“格西”，从而成为寺院的“堪布”。
“理想国”
格勒写日记的习惯已坚持了40多年，他把自己此前的岁月装满了四个小木箱。这四个小木箱，浓缩了西藏50多年来的变化，记录了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第一位藏族博士，从卑微的农奴成为国际知名藏学家的人生轨迹。
1964年，14岁时的格勒在日记里记下了许多属于那个年代的梦想与事迹。学校发衣服，把衣服让给了衣服更破的人；学校每个月发3块钱，用这钱给困难户买东西偷偷送过去——可是，要找出比他还穷的人还真不容易。上世纪70年代在成都郊区劳动，碰上洪水暴发，他第一个跳下去。“我以为身体能挡住洪水，结果傻乎乎地被冲走了。”格勒说。
与身体挡不住洪水一样，在格勒看来，藏族文化、藏区的发展同样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同样无法阻挡。而这也是退休后格勒正在研究的课题——《中国藏区文化保护与现代化研究》。
他为北京当年没有采取梁思成的建议将古城保护起来择地另设中心而遗憾。他认为拉萨的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也存在相似的问题：“在现代化的冲击中，西藏的问题更复杂。如果西藏像大家所想象，选择内地城市现代化模式，那就不是西藏了。”
西藏的未来是什么样？在格勒看来，西藏是中国唯一具备“理想国”土壤的地区。壮美的自然景观、丰厚的文化资源、虔诚的信仰构成了西藏的独特基础。他理想中的西藏由很多小村镇组成，没有堵车，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生活和旅居在这里的人们，认同本地的习俗和文化，人人平等，开放而具有国际性。
这个理想以另一种形式已经在自治区以外的藏区实现，这让格勒看到了希望：“外界对色达的五明佛学院有很多偏见。但对于这种自然生长的信仰，我觉得非常成功。”
五明佛学院常年会聚了数万名信徒，藏文化与现代知识彼此融合。研习内容，除了传统的藏传佛教的内容，还设有藏文文法、藏族史、英语、翻译、历算、工巧、医学、戏剧、诗学等课，并各分出初、中、高级班，以适应不同程度的学生。
僧尼们响应“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号召，毕业后回到偏僻的山村、牧区，主动办起寺院僧尼教育扫盲学校，培养民间知识分子。他们自觉成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五明佛学院是成功的。这个以佛学院的大经堂为中心，不计其数、密密麻麻搭满了四面山坡的红色小木屋组成的区域，没有偷盗、没有吸毒、没有暴力，给西藏的未来带来无限希望。”格勒说。
作为农奴的学者
博士生导师，农奴童年，这两个身份恍若隔世。
对西藏而言，传统与现代的分界是1959年的民主改革。作为自治区以外的藏区，甘孜地区1956年就拉开了这场变革的帷幕。格勒的童年，有一半时间是在旧封建农奴制社会中度过。这个社会的特征就是它把整个藏族社会和藏族人民划分成十几种等级，最高为贵族。
90%的藏族人口都是农奴，农奴又分成三种等级，“朗生”是其中最底层的农奴，他们是世代家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没有丝毫人身自由。格勒就出生在这种家庭。
格勒和他的两个姐姐以及妈妈，只能睡在贵族家厨房和客厅之间的过道上，几件衣服和两个坐垫是他们的唯一“财产”。姐姐后来还被“主人”当作“财产”送给其他贵族。
格勒这样描述对当时生存处境的理解：“生命是没有保障的，能吃饱就不错了。像我母亲、姐姐，她们从父辈下来就相信宗教，认为这就是命中注定的，他们相信前世和来世，认为人是不断地转世，认为自己现在命不好，就是因为前世造了孽，这种信仰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她也意识不到这个社会的不公平，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当然也不可能挣扎或者是奋斗，她和所有的农奴一样，只是被驯服的工具，一无所有，一生都归贵族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