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和价值
1952年7月，在拿到香港大学注册处入学通知三个月后，张爱玲离开上海，经广州搭火车抵深圳，从罗湖桥出境香港。这年她32岁。她22岁时，因为香港沦陷于太平洋战争而自港大辍学返沪，10年后以申请重读完成学业的理由获准赴港。等到移居美国后的1963年，张爱玲把这段经历用英文写进过一篇散文《重访边城》（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在美国《记者》杂志发表，1982年以中文又重写一次，里头的回忆场面就像是老电影镜头自带着年代的张皇：火车上下来的一群人过了罗湖桥，把证件交给铁丝网那边的香港警察。张爱玲和其他等着过境的人都站在太阳地里等着，不肯听警察的话到旁边小块阴凉地去。“我们都不朝他看，只稍带微笑，反而更往前挤近铁丝网，仿佛唯恐遗下我们中间的一个。但是仍旧有这么一刹那，我觉得种族的温暖像潮水冲洗上来，最后一次在身上冲过。”
就这样，自1952年再回香港至1995年逝于洛杉矶，张爱玲在海外的写作生涯绵延了43年，至少在长度上已超过她的上海时期。2010年张爱玲诞辰90周年的时候，香港浸会大学和北京大学先后举办了规模较大的纪念研讨会，与会专家和“张迷”们谈论的重要话题之一便是如何看待张爱玲的晚期写作：她是一个夭折于历史大转身之后的华语传奇，还是隐居海外却仍旧保持杰出水准的写作家？或者，还有另外的答案。
2015年9月，在张爱玲去世20周年纪念之际，我们记者分头去踏访她在香港以及美国东、西海岸生活过的地方，访问她的遗产继承人宋淇之子宋以朗、哈佛学者王德威、大陆研究者止庵等人，目的是要通过谈论张爱玲和她的后半生，使我们有兴趣重新理解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少见的、忠于天才和孤独的一种写作者，“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张爱玲：《写什么》）。
身前身后，张爱玲于中国现代文学都可以说是没有同类的“异形”。她是谜。是符号。永久横亘在争论两端。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无论男女——像张爱玲这样被一些人书写成文学神话，甚而有如遗迹挖掘一般的“张爱玲学”，同时又被另一些人批评为怨妇写作误上神坛。在不同的时代，她的作品连着她的人生都在被不断复写、补白和重构，满足着不同人的不同偏见。
华语文坛“张爱玲热”大体经历三波高峰。第一次是在上世纪40年代早期，她不过20多岁，即以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成名要趁早”地横空出世于上海沦陷时期文坛。1943年的张爱玲交给《紫罗兰》月刊主编周瘦鹃两部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一个星期后，周瘦鹃告诉读后感：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了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如何，而我是‘深喜之’了”。在1944年《倾城之恋》和《金锁记》发表后，她天才的名气已经令上海滩惊艳，《传奇》出版四天即告售罄而再版重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张爱玲研究专家陈子善曾提到，写过长篇《风萧萧》、中篇《鬼恋》而风头甚健的作家徐訏1946年从美国回到上海，有人介绍他两个在当时见红的女作家的作品，“一个是张爱玲，一个是苏青”。可见张爱玲当时名气之盛。徐訏批评张爱玲“取材又限于狭窄的视野”，但同时期还是有不少文人视其为天才。1944年，专门研究女作家的学者谭正璧发表《苏青与张爱玲》，评价张爱玲，《金瓶梅》和《红楼梦》“给了她无限的词汇，不尽的技巧。所以新旧文学的糅合，新旧意境的交替，也成为作者特殊的风格”（符立中：《张爱玲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