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差：一个观展的背景
乾隆皇帝的书画作品一直是拍卖市场的宠儿。2014年底，一卷经过《石渠宝笈》著录的乾隆御笔《白塔山记》拍出了1.1615亿元的高价，成为2014年全球年度中国书画拍卖价格的最高纪录。2015年，保利十年春拍的中国古书画夜场上，乾隆帝《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又以7475万元人民币成交，创造了春季中国古代书画拍卖纪录。
与此相对，学术界对于乾隆在书画活动方面的研究却相当寂寥。他的行书被形容成是软弱无力的“面条字”或者“蚯蚓体”，在艺术价值上不值得一提；他喜欢在内府收藏的书画珍品上题字，比如在最钟爱的“三希”之首《快雪时晴贴》上题字赋诗多达73处，这样的题识习惯被认为是“毁画不倦”，破坏了原作在构图上的经营；他的鉴赏眼光也被讥讽成是“二五眼”，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后世称为“子明本”的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被乾隆当成真迹一再题记盖印，第二年出现的真作反而由他授意词臣梁诗正撰写长跋，说它“笔力苶弱，其为赝鼎无疑”。
这些对乾隆形成的普遍共识，对他的相关研究也变得“格调不高”，以至于鲜有学者愿意“屈尊”。在刚刚结束的《石渠宝笈》国际研讨会上，想要为乾隆研究正名的著名书画专家、台湾大学傅申教授就讲起这样一段轶事：一次他去拜会饶宗颐先生，对方问他最近在研究什么，他不好意思说是乾隆。没想到饶先生主动说：“乾隆深不可测。”“我对乾隆的评价也越来越高。虽然我也恨他，但很多时候被他搞得晕头转向的。”傅申说。他近年来的关注点集中在乾隆的书画鉴藏活动。不久前傅申还做过一次有意思的演讲，叫作《乾隆丙寅：乾隆在书画鉴藏史上的丰收年》。他注意到诸多乾隆的题识上都落款“丙寅”的年号。于是他考察了那一年的国家面貌——1746年的清王朝有着充裕的国库和稳定的社会，这成为乾隆进行大规模、高密度的收藏和鉴赏的前提。让傅申遗憾的是，在台湾，除了乾隆在书画上的题识之外，很难见到乾隆单独摹写或创作的书画作品，这成为开展研究的一个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