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渠宝笈》展览的武英殿主展厅，可以看到五幅清代帝王的作品。顺治是一幅《临王维诗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首五绝是王维的《竹里馆》，顺治用笔顿挫明显，字与字之间相互间隔错落，整篇书法劲健而古朴；康熙是一件《四十一年除夕书怀轴》，为康熙49岁所书，它能够看出董其昌书法的韵致，又保存有自家的面目，是康熙中年时期的代表作；雍正是一卷《行书柏梁体诗序卷》，它也是雍正49岁所作，字体瘦劲紧结，点划收放相宜，其中既有董其昌的风格，又有当时朝野渐行的馆阁体书法的痕迹；乾隆的作品是一轴《岁朝图并新正重华宫诗轴》。每年农历新年来临前，乾隆都要绘制《岁朝图》，它上面通常有山珍蔬果、文房清玩、吉祥图案等形象，用来表达对新年的喜悦和祝福。画上有乾隆的御制诗，正是熟悉的行书，虽然有些缺乏力量，但也婉转流畅。
看完这四位帝王的作品，也许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四人中书法水平最高者是雍正；最具个性者是顺治；最宽厚稳重者是康熙；而最为自信者是乾隆。有清一代，一直持续到乾隆，帝王的书法都维持了较高的水准，之后到了嘉庆才出现了转折。在武英殿展厅中的嘉庆楷书《幻花十二咏卷》和反映《石渠宝笈》编纂过程的延禧宫展厅中的嘉庆行书《苏轼腊日游孤山诗轴》，通篇规规矩矩，却死板拘谨，仿佛字如其人。王亦旻告诉本刊，自乾隆的下一辈开始，皇子之间就隐隐出现了某种分工。属于政治接班人的皇子就无法兼顾书画上的造诣，而与政治无关的皇子则寄情于诗文书画。展厅里有乾隆第六子永瑢的绘画《御制载月十咏诗意》，整幅画清逸隽秀，清墨淡渲，描绘了承德避暑山庄月夜游湖的胜景。永瑢本人工篆隶，擅绘画，时人常将他与倪瓒相比，他又是《四库全书》的领衔编者。为什么乾隆成了清朝最后一位具有才情的“全能”君主？王亦旻说，这首先和个人的天赋有关，其二就是清朝国运开始由盛转衰，帝王在处理政事之外，无暇顾及其他。
从顺治到乾隆，四任帝王对书法的研习有着相似之处。统治者为了稳固江山，对汉文化一直非常重视。顺治开始学汉文的时间很晚，他14岁亲政时，仍然对汉文十分陌生。他曾说：“阅读诸臣奏章茫然不解，由是发奋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书至晚。”这种勤奋弥补了他早年教育上的缺憾。书法是汉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书法学习上，顺治走的是历代学书者的一般路径，也就是从临摹晋唐人楷书开始，进而扩展到古代诸家。明末清初，董其昌的书法风格在书坛上占据了统治地位，无论创作还是理论，他的作品都代表了帖学大兴时期文人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顺治也受到董其昌风格和理论的影响。王亦旻认为，顺治的字显得无拘无束，有着第一位入关统治者无遮无拦的气概，乍看上去并没有什么董其昌的味道，但其实体现出董其昌“禅意”的境界。
康熙的汉文化启蒙老师是身边张姓、林姓两位太监，康熙称他们是“俱及见明时善于书法之人”。他学习书法的方式也是从晋唐楷书入手，到遍临诸家法帖。老年的康熙曾以自己刻苦的学书经历教导儿孙：“学书须临古人法帖，其用笔时轻重疏密，或徐或疾，各有体势。宫中古法帖甚多，朕皆临阅……临摹虽难，肤不惮劳，必临摹而后已。朕素性好此，久历年所，毫无间断也。”故宫书画部研究员杨丹霞告诉本刊，那些对宋元大家的临仿之作藏于深宫之内，不为人所知。而康熙中年之后，数以千计临仿董其昌的作品，由于频繁赐给各级官员，面貌更为人了解和接受，以至形成了一提玄烨书法就唯以董书作论的成见。康熙18岁之后，跟随沈荃学习，沈荃推崇董其昌的书法，尤其行书，这让康熙才日渐欣赏和主动摹仿董其昌书法。康熙夸赞董其昌书法：“如微云舒卷，清风飘拂，尤得天然之取。尝观其字体、结构皆原于晋人。”康熙40岁之后的书法，在骨法、运笔和笔墨韵味上都和董其昌非常接近，但杨丹霞评价，这只是一种形似而非神似。“董书强调生拙。生拙并非笨拙，而是蕴含秀巧，尤其行书的使转，处理让人称绝。康熙并没有完全掌握董书的精髓。”并且康熙同时“学”到了董书的优点和缺点，“比如行书的字形右肩耸起以及竖笔的流滑，这也是许多临习董字书家的通病”。
康熙如此崇尚董其昌的书法，这深刻影响了他的皇族子孙。雍正曾说：“早蒙皇考庭训，仿学御书，常荷嘉奖。”他不但可以模仿康熙的书法，而且水平不在父亲之下，所以经常为他代笔。《养吉斋余录》曾记载：“圣祖最喜世宗宸翰，每命书扇，岁书进百余柄。有旨不令书名，并用闲字图章。”也是这种字迹的相似，才会形成之后雍正矫诏篡位的传说。杨丹霞说，实际上雍正与康熙晚年一味临董时表现的软弱、单调不同，成熟时期的雍正书法呈现的更多的是笔墨朴厚饱满、风格酣畅淋漓的特点。这一方面是由于雍正去世早，传世大多是他精力旺盛的壮年之作，一方面也是二人个性不同，康熙温和，雍正自负，因此在书写时多少也会流露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