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继承了先皇祖辈在练习书法方面的勤奋。王亦旻告诉本刊，清宫旧藏中有一批乾隆作为皇子时的书法习作，时间从康熙六十一年冬月开始，一直到雍正十三年八月结束，全面反映了乾隆从12岁到25岁书法启蒙阶段的学书经过。“可以看到，除了节日和极少特殊情况，例如康熙去世，乾隆的书法练习极少间断。”王亦旻说。乾隆的书法基础学习阶段主要是对康熙的御笔进行临写，或者看康熙挥毫作书，并不是一种系统的日课。雍正元年，乾隆有了专门的老师。他从颜真卿的《多宝塔碑》这部历代公认的楷书范本开始大楷书法的练习，接着依照一些楷书诗的范本摹写，进而又以王羲之的小楷《乐毅论》为范本来临摹小楷，最后为了雍正六十大寿抄写《陀罗尼经》作为贺寿礼物，转向了大楷的练习。“老师对乾隆要求非常严格。乾隆多次因为用笔草率，急于求成而被老师批评。比如练习《多宝塔碑》，本来是以半透明的荆川太史纸蒙在上面来摹写，但摹写的速度慢，乾隆就改成了摹一天，再临一天。结果临写的质量太差，被老师朱批‘记打三板’。”夹杂在这些习作当中还有一些不是作业的书法草稿，其中就有临摹董其昌书宋儋《接拜帖》。“尽管没有受到系统的行草书训练，但因受到父亲、祖父爱好董书的熏陶和书坛风气的影响，加之临摹楷书多年，便有些许神似。”在王亦旻看来，董书对乾隆行草书的影响既是最早的，也是最大的。
雍正十三年八月十三日，雍正突然驾崩。乾隆的书法作业便在雍正去世前这一天停止了。乾隆曾评价父亲的书法：“（雍正）居潜邸时，常以图史翰墨自娱，雅好临池，陶镕晋唐宋元以来名家墨妙，历年所积，充牣琅函。”王亦旻说，乾隆做皇子的时间太短，无法像父亲那样系统扎实地提高自身书法修养。从此乾隆的字便成为御笔，身边的老师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客观评价、指摘不足。乾隆也不能再静心完成书法的基础性练习，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喜好尽情尝试各种风格。这种基础不扎实的前提便局限了他的书法造诣。董其昌的书法观里有个“熟后生”的概念，说的是再遍临诸家掌握法度和技巧后，还要寻找那个原生态的自我，以保持自身的特色。“乾隆看中了董其昌的思想，决定要‘写自己’，以自家面貌来化诸家。但大部分人都是写自己；下一个阶段是‘学得像’；再下一个境界才是形成自身的风格。乾隆其实是从董其昌的理论里找到了一种托词。”
收藏、创作与鉴赏
乾隆即位后，便凭借对于书画的喜好和强烈占有欲，大力从民间搜集。明末清初由于社会动荡流落于各地的名迹，已逐渐归入几家巨富之手，这为乾隆的致力访求，创造了有利条件。像是河南商丘的宋权和宋荦父子，曾为清政权的巩固出过力气，家中收藏的《宋元宝翰册》就是雍正的赏赐之物，有雍正的“钦赐臣权”印，父子相继保藏，视为殊荣。连同他家两代购藏之品，大有可观。到了乾隆年间，宋家通过献纳，这些名迹先后流入内府。又比如安岐的“古香书屋”中晋唐两宋以下名迹，经过沈德潜从中斡旋，也悉数进入宫内。顺治期间，曾经他通过赏赐的方式使得内府书画大量流出；到了乾隆时期，内府书画外流的现象基本绝迹，除了臣工进献，还有少量购买和抄家籍没等方式，内府书画便又由散到聚，数量猛增。
乾隆八年，他开始根据内府收藏主持编纂大型书画著录文献《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如同他推动的另一项“文化工程”《四库全书》的编纂一样，他想表明对汉文化的重视，也借此厘定汉文化的正统。于私来讲，这部书相当于乾隆个人收藏的“账本”。内府书画，经过乾隆和编纂词臣的逐一鉴定，上等在前，次等附后，用千字文来编号。上等记载材质、尺寸、款式、收藏印记、题跋以及乾隆题字；次等仅录作品名称和本人款识，不记尺寸和印章，但如果经过乾隆过目，仍然详录，只是不记他人题跋文字。上等作品确定后钤“石渠宝笈”、“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五印，称作“五玺全”；次等作品仅钤“石渠宝笈”和“乾隆御览之宝”两印。乾隆九年至十年编纂完成的为初编，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八年完成的是续编，最后的三编完成于嘉庆二十年，历时10个月。从质量来看，续编集中了乾隆内府收藏的精华，初编时期则有着乾隆刚即位不久、藏品不多、乾隆和词臣们鉴定经验不足的局限。而到了三编，上等作品几乎已经被续编囊括殆尽，便以乾隆和嘉庆父子的书画作品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