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从事徽宗研究的“台北故宫”助理研究员陈韵如观察到了徽宗形象在历朝历代的变化。她告诉本刊：“北宋末年的画论家邓椿是第一个徽宗形象的塑造者，他的《画继》开篇就用‘艺极于神’一词来说徽宗对画坛的影响，这种突出徽宗艺术家身份的评价到元代还在持续。明代开始形成批判的徽宗的视野，到了清朝，‘失败的帝王’与‘杰出的艺术家’之间构成了一种对立，是种非此即彼的关系。”《故宫的风花雪月》的作者祝勇将这种逐渐形成的思维模式形容是困扰帝王的一种“魔咒”，“好像‘玩物便会丧志’，两者不能兼得”。
乾隆如何破除这种“魔咒”？他的做法是让自己的书画活动能有一个道德正确的前提。这在乾隆对宋徽宗作品的观看中就有所体现。在武英殿展出的宋徽宗作但疑为画院画师代笔的《雪江归棹图》中，乾隆题诗：“山如韫玉各分层，水自拖银波不与。艮岳宁惟擅花鸟，化工多处固多能。窜改右丞姑弗论，跋存楚国信非夸。以斯精义入神思，为政施之岂致差。”前面夸赞一番宋徽宗的工笔技巧的高超，最后两句依然是讽刺如果徽宗愿意把这番心力用于治国，肯定不会太差。另外一幅此次并未展出的《枇杷山鸟图》中，乾隆也御笔题有前褒后贬的诗句：“结实圆而椭，枇杷因以名。徒传象厥礼，奚必问其声。鸟自讬形稳，蝶还翻影轻。宣和工位置，何事失东京。”
乾隆还通过书画活动来表达治国安邦的理念。杨丹霞告诉本刊，比如乾隆二十二年冬天，他画下《梅花天竺图》，题记中言及仲冬降雪丰沛，自己望着连飘两场的大雪，心想它将对农业保墒作用巨大，欣喜异常；乾隆二十七年南巡途中遇到下雨，也作画题诗，心系农耕；乾隆五十三年，他在承德避暑山庄消夏避暑，随手翻看贮藏山庄内的一册《宋人名流集藻画》，其中有一幅李迪的《鸡雏待饲图》，这令他欣赏画家艺术作品的同时，也不禁从帝王角度联想勤政爱民的治国之策，于是他挥毫赋诗一首，意犹未尽，又将画作临摹在长卷上，自言“重为此幅”的目的是“以志数典”。乾隆希望各个地方父母官能够将所辖地区百姓视为鸡雏，处理政务时能“实心经理，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他在画心处又进一步点明画意：“会心艰实。”在另外一幅董邦达绘制的肖像《乾隆皇帝松荫消夏图》中，崇山峻岭、溪水潺潺的郊外，乾隆皇帝正身着汉装坐于石案旁，目视着童子烹茶的情景。乾隆的御制诗写道：“世界空华底认真，分明两句难踈亲。最中第一尊崇者，却是忧劳第一人。”这也是说安逸清闲只是表象，实际自己是最操劳的人。“乾隆在努力为自己的书画爱好寻找一种合法性，避免让别人产生‘玩物丧志’的联想。”杨丹霞说。
乾隆在耄耋之际，将自己一生所经历的十大战功概括为“十全武功”，自诩为“十全老人”。实际上，乾隆这种好“全”的思想很早就已萌发，终其一生，他都在追求文治与武功的圆满，政治与艺术的平衡。作为一国之君主，乾隆的书画水平无论创作还是鉴赏，能达到如此高度，已经是不小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