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文体要求她，当每个人都在讲自己的事时，她必须将一切听进去，而后使自己消失在其中，并成为那一切。她形容那就像是一种非物质的转化。与此同时，她要保持自己的本色——她认为，其中最关键的是节奏，当话题涉及人的内心生活时，节奏最为主要，因为那是灵魂的标记。
其次，是资料的筛选，有关人生的细节和详情。有时，一个细节足以说明一切。收集80页的资料，最后可能只留下半页，和一个人谈话一整天，可能最后只用了一句，比如：“我很小上了战场，经过战争我长大了一点儿！”每次倾听别人的陈述时，阿列克谢耶维奇总是在解决这两个问题，这贯穿她此后多部作品写作的始终。
她的第二部作品《最后的见证者》，依然聚焦战争，是通过孩子的眼睛观察成年人的战争和战争给家庭与人们造成的不幸。虽然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是战争的亲历者，但很多家人都死于战争。外公死在布达佩斯城下、祖母在游击队遭封锁时死于饥饿和伤寒，两家远亲被法西斯烧死在窝棚。家人告诉她的故事，甚至比后来记录在她书中的，更令人震惊。这一切都给她的童年带来莫大的震动。于是很早她就开始关注那些没有被关注的历史，以及在晦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人。
此外，在绝对军事化的社会中，军事文学是必需的，也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文学。它们偏爱讲述英雄，谈论人在前线动用体内的潜能变得比原来的自己更加高大。而阿列克谢耶维奇恰恰认为，人在任何一场战争中都低于人，且已不知低到了何等的边缘。因此，她的书中从不选用特殊的英雄人物——著名的将领或者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人从未令她产生兴趣。而对于那些在以往的军事文学中很少讲到的，人在战争中、在丧失理智时会变成什么样，则用尽了笔墨。
书中有一位妇女讲其全家怎样被德军烧死的故事。那位妇女回忆了他们最终俘虏了德国人并用通条将他们戳死的情景。当看到那些俘虏在经受人所无法忍受的痛苦而眼球爆破时，她说自己感到了幸福。当时，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问她是否现在还做着别人眼珠爆破的梦，因为她认为自己在道义上没有任何权利责备这样的妇女，毕竟自己的家人没有被烧死，婴儿没有被杀害。
但阿列克谢耶维奇意识到，如果她再次写作，她会提那样的问题，会写这样的事。她希望探视人更深的本性，深入到朦胧，深入到下意识中。这种追求直接反应在她第三部有关战争的作品《锌皮娃娃兵》里。它讲述历时10年的苏联阿富汗战争，全书由几十篇与战争相关的人进行的陈述组成，包括参与这场战争的官兵以及战争受害者的遗孀或者他们的母亲们所讲述的故事，以相当数量的“一位中士侦察兵的话”、“一位母亲的话”告诉人们它是哪种战争，当时人们怎样想，他们怎样互相杀戮，又怎样绝望地挣扎求存。
“作者是从妇女的角度在进行心灵的挖掘，这是心灵活动的文献。作者努力将人心掏出来展示给读者，让他们看看人心在战争中是怎样跳动的。”其中文译者、翻译家高莽谈道，“如果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前两部作品描绘的既有血淋淋的悲惨遭遇，又有壮丽的理想和红旗招展的胜利场面，即苏联时代军事文学的模式，那么，从《锌皮娃娃兵》开始，阿列克谢耶维奇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着力揭露造成人间悲剧的道德原因。”
让阿列克谢耶维奇产生写作《锌皮娃娃兵》的愿望，来自她对于以男性观点看待战争的抗议。有一次，她去到一个村庄，那里的公墓安葬着牺牲的空降兵。将军们在致悼词，乐队在演奏。她发现，那是成年人串通一气的行为。而只有一个小姑娘的声音冲出了其他声音的包围，“爸爸！亲爱的爸爸，你答应我要回来的……”因为妨碍别人发言，小姑娘被人从棺材前拉走，像拉走一条小狗。她明白，在这里，只有这个姑娘是正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