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亚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卢金（Alexander Lukin）这样分析中亚国家对各种地区框架、构想和战略的态度：“中亚国家对待涉及自身命运的项目都极其务实。当然，国与国存在不同，但整体而言，中亚国家准备支持任何方面的项目，如果该项目能够促进金融发展、投资并且不会损害国家秩序和安全根基。”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中亚国家基于对历史认识，对任何大国主导中亚都存有戒心。它们更乐于接纳各种力量，使其在中亚形成制衡，从中为自身谋求更大的利益。
正如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在2013年《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内容、前景、制约因素》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它退出欧亚经济共同体，多次退出或回到集体安全组织，拒绝参加快速反应部队的集体协作，这一切都反映出乌兹别克斯坦政权对俄罗斯主导的中亚一体化采取的是消极态度。总体看，对乌兹别克斯坦而言，国家主权具有绝对化的特点，这使得它从一开始就拒绝出现任何一个，哪怕是来自遥远的地方的、以真正构成一体化为条件的超国家机构。“乌兹别克斯坦似乎永远都把‘权衡自身利益’放到集体行动的前景中，从不破例。”
正是因为中亚存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形势和利益需求，中国对中亚的外交一直是以开放合作的姿态进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内部采取一国一票、协商一致的原则，所有成员国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同时也为处理大国关系建立了一个平台。杨恕评价说：“上合组织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为中俄在恰当的时间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载体，使两国有可能以合作的方式进入中亚。由于上合组织的存在，中俄在中亚成为同事和伙伴，这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两国在中亚可能的猜疑和冲突。”事实上，中国将在中亚的许多双边安全和经济合作都放在了上合组织框架下来进行。双边活动多边化的最大功能之一也是避免排他性。
经济方面，自贸区、区域一体化等排他性的机制的确也都没有产生良好的效果。
上合组织成立之初曾提出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但很快这个概念就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实际的具体经济合作项目。但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上合组织在经济方面的合作成果远远不如安全事务。2003年，各国签署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2004年上合组织补充了《〈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措施计划》。2005年又出台了更加细化的《〈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措施计划〉实施机制》。如此密集的签署协议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成员国之间贸易壁垒，经贸合作也处于走走停停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与安全领域普遍存在的一致性不同，在经济领域，各成员国之间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差别很大，利益结构复杂，国家之间经常会由于“利益博弈”而无法达成一致性意见。
普京推行的欧亚经济联盟进展并不顺利。李自国指出，实际上，中亚国家存在着一种去一体化潮流。联盟的成立基于俄罗斯的“输血”，为推动吉尔吉斯斯坦入盟，俄吉签订了总计12亿美元的发展基金和援助资金协议，并许以未来4～5年内给吉70亿～8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而乌兹别克斯坦则多次明确表示不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或关税同盟，土库曼斯坦宣布没有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计划。
以中国经济关系来看，各方均无意与中国建立自贸区。李自国指出，各国认为本国的竞争力远不及中国，因此现阶段不宜与中国建立自贸区。乌驻华大使库尔班诺夫表示，如果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与中国建立自贸区等于经济自杀，乌工业和制造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甚至会被冲垮。哈总统战略研究所学者瑟拉耶什金认为，仅仅是新疆，其工业竞争能力就足以打败中亚各国。
世界各国参与的亚洲投资银行也是为这种国际环境定制的。“中国和中亚之间的金融平台不再是双边的，而是亚投行的这个多边的机制。”李自国说，“上海合作组织内部银行机制建立不起来的原因之一是俄罗斯的担忧。与之相比，亚投行是一个国际金融机制，它的决策办法是不一样的。通过亚投行向中亚地区提供贷款将淡化中国的单边色彩，取而代之以国际组织的身份。同时，这个金融机制中广泛集纳了西方国家，它的投资和贷款是有国际标准的，对借贷国和受援国的约束力更强，降低了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