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意味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地位和形象得到极大提升。SDR诞生40多年来，其货币篮子只在1980年有过一次大的变动，当时从16种货币降至5种，美元、日元、英镑、德国马克和法郎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为SDR的主要货币，直到2000年欧元取代德国马克和法郎。如果不考虑2000年的这次变动，这一次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可以算是30多年来SDR货币篮子首次加入新的货币，无论对SDR还是人民币，都可算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
人民币加入SDR之后，意味着人民币正式成为官方认可的国际货币，将会有更多的全球央行会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人民币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也会得到更多的认可，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的实用性和便利程度将会得到较大提升。不过，人民币加入SDR并不会在短期内对人民币汇率带来显著影响，某种意义上看，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回到SDR本身，其诞生的初衷在于弥补美元作为单一储备货币的不足，但从其诞生至今，40多年时间以来，SDR始终没有实现创立的初衷，其重要性也完全没有达到其应有的高度。1944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40多个国家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的国际金融秩序，核心内容是确立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一是美元和黄金储备挂钩，二是世界各国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同时还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两大机构。
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稳定战后的世界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其自身具备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当时的经济学家特里芬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也就是特里芬两难困境：美国如果要满足世界各国对美元的贸易需求，其自身的贸易必然会出现逆差，如果持续逆差过大，又会反过来影响成员国对美元的信心，甚至引发国际市场抛售美元挤兑黄金的举动，这将使得美元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反之，如果美国要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必须保持持续的贸易顺差，而这又会影响其他成员国的国际结算能力。简而言之，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还能确保美元自身的稳定。
当时美国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越来越紧张，为了弥补美元作为单一储备货币的不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69年设立了SDR，并在1970年首次发行了30亿SDR分配给成员国，成员国可以在需要时用SDR清偿贷款、弥补国际贸易逆差等等。从理论上而言，在当时的背景之下，SDR的横空出世的确可以解决美元不足带来的全球流动性难题，但是，事情的发展很快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突然宣布放弃美元和黄金挂钩，美国政府发行美元从此不再受到黄金的约束，美元短缺的局面从此一去不复返，SDR作为补充储备货币的作用就此下降。从统计资料来看，SDR诞生以来，占全球储备货币资产的比重从来没有超过6%，截至今年9月末，SDR的规模大约仅为2800亿美元，约占同期全球储备货币资产的2.5%。
不仅如此，SDR的分配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作用的发挥。按照SDR的分配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根据成员国在IMF的出资比例分配，而IMF的出资比例向来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占大头，新兴市场所占份额不多，这就形成了明显的悖论。美国等国家拥有极其发达的融资渠道，并不需要依靠SDR来解决融资问题，反而是那些新兴经济体更需要SDR，但是这些国家却无法分配到更多的SDR份额，这种分配机制的扭曲，使得SDR的实际作用再打折扣。
尽管SDR从未真正发挥过其全部应有的作用，但40多年来始终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印证了其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其所具有的强大潜力。SDR当初作为弥补美元单一储备货币不足而诞生，这一思路40多年来其实从未过时，只不过因为美元霸权的长期存在，而使得SDR没能真正成长壮大，但世界对于SDR这样一种机制的需求却是一直存在。尤其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开始重新反思美元的全球地位，SDR的重要性又开始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