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并不意味着楚国就摆脱了周制，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大学中文系教授方铭告诉记者：“因为楚是周朝的诸侯，所以根本上还是孔子说的那套思想体系。但是楚国代表了春秋初期南方一股政治势力，也是最早用武力打破了周王朝‘德治’的政治秩序。”
中国的文化人类学上，先有林惠祥认为“三苗必为楚先”，后有翁家烈说“苗族先民乃楚之立国者”。在周成王分封熊绎之前，当地就以苗人为主，在初民时代它为九黎部落，先后演化为三苗、荆蛮。在被周王室同化后，楚人实则是流着苗人血液服膺中原，而三苗和楚国的继承关系也不容抹去。而苗人的精神世界是“民神杂糅”的，所以楚国信巫鬼，重淫祀，而屈原的《楚辞》就是研究巫觋文化极好的佐证。
转折点楚怀王
楚地瑰丽璀璨的文化宝藏反映在文学上，《楚辞》是桂冠之作，但屈原的行迹所留下的文化意涵远远超越了文学层面，而变为一种精神和楚地独特的风俗交糅在一起。在《离骚》的篇首，他就自称“帝高阳之苗裔兮”，意即是高阳氏（颛顼）的苗裔远孙。这种写法让故事更显荡气回肠。
屈原和楚王都为芈姓，该姓出自黄帝颛顼系的祝融氏，屈原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也可理解为楚王室的同宗本家，当时叫作“公族”。但这个贵族世家传到屈原一辈已经没落，所以他的文章里说“勿忘身之贫贱”。作为楚怀王的远亲，他们两人所演绎的楚国宫廷生态是战国史上不容回避的篇章，也是后世不断敷陈君君臣臣思想时绕不开的经典案例。
上世纪40年代初，郭沫若在写《屈原》历史剧时，称要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这部剧鲜明地塑造了屈原和楚怀王的立场反差，并达到了以屈原之冤衬怀王之昏庸的效果。剧本描写了南后郑袖、张仪共同构陷屈原，使得他原本主张的“联齐抗秦”破产，郑袖更是一不做二不休，造成屈原调戏自己的假象，让楚怀王一气之下改变了国策，接受了张仪的联秦主张。屈原在剧终喊道：“我现在只恨张仪，是那张仪在作怪。”
该剧并未贴合史实，在文学上也一直受到诟病，但在社会效应上却得到极大的响应。屈原的呐喊在抗战胶着、国共不容的年代激发了积蓄的民怨，也使屈原的爱国主义形象由此定格，楚怀王也成了黑暗世道中众人皆醉的典型。在方铭看来，楚怀王时代，不能说毫无建树，但楚王伐秦心切，又志大才疏，是楚国走向衰落的主观因素。
在电视剧《芈月传》里，张仪用一册《玉女论》敲开楚宫大门，对楚怀王投其所好。“齐女多情，楚女窈窕，燕女雍容，韩女清丽。”这个渲染楚王好色的桥段应出自《战国策·张仪之楚》。张仪说，郑国和周国的女子粉白墨黑地站在闾里，不知者以为天仙下凡，怀王即作反应答，楚国僻陋，不曾见中原女子的美貌，“寡人之独何为不好色也？”之后，怀王屡见欺于张仪。
楚怀王在位期间是楚走向衰败的转折点，合纵连横已白热化。其实楚国实力不差，当时纵横家苏秦来游说怀王，还留下“食玉炊桂”的典故。苏秦到楚国，三日才见到怀王，告辞时说：“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此话也反映出怀王的自恃和刚愎自用。据司马迁记载，那时楚人大量育蚕治茧，丝绸生产后来居上。丝织品已有绢、绨、纱、罗、绮、绵、涤、组、缂等多种，“已使用提花织机织锦”。
但怀王攻秦心切，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均势。公元前313年，齐助楚攻秦，张仪已为秦国国相，对怀王伪言以商於之地600里归还楚国来换与齐绝交。怀王中计，与齐绝交后却只得6里土地，怒而发兵攻秦。结果首役就在丹阳（湖北秭归）折戟，怀王再召集举国之兵，发动进攻，再惨败于蓝田。
其后公元前311年，屈原去齐国试图重修其好。秦也提出分汉中之半来和楚讲和。但怀王又错失良机，一味想要捉拿张仪。把张仪囚禁后，秦师伐楚，取召陵，所以楚三战皆败。即使这样，怀王还仍在几年后吞并了越国，成为一时“巨无霸”，怀王设江东郡，越国退居会稽。“所以当秦在把楚往东边赶时，楚也在往东边扩张。”方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