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以诗人自居的作者，都无法拒绝为格蕾科写歌。”
2015年11月13日那天，巴黎遇袭，88岁的朱丽叶特·格蕾科（Juliette Gréco）也在巴黎家中。她接到了无数个电话，每个人都问，第二天是否仍然去柏林。格蕾科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无法阻止我登上舞台。”
这句话在她说来，显得格外有说服力，因为大概很少有歌手，从少年时代开始演唱，自此不间断地持续了将近70年。不过筵席终将有散之日。2015年11月16日在柏林“Friedrichstadt-Palast”剧场举办的演唱会，正是她“告别巡回演唱会”的其中一站。从2014年春天开始，格蕾科就陆续开始她的道别演出。今年还将继续，除了法国本土之外，还将有日本站和伦敦站。
提起法国香颂，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皮雅芙（Piaf）和她的《玫瑰人生》，法国人提起她时，总会使用那个意为“小妞”的词“mōme”，只不过前面加上冠词“la”，一切就变得不太一样。比皮雅芙晚出生12年的格蕾科，也被法国人用同样的方式表达爱意。只不过这个词里头，另外加上了表示漂亮的形容词，组成了“La Jolie Mōme”。而皮雅芙去世后，“世上只剩下了一个Mōme”，格蕾科。
年轻时的格蕾科的确令人惊艳，但这个漂亮姑娘身上最不可思议的事，却是能令巴黎一整代左岸知识分子欣赏，是无数诗人心目中的缪斯。她的歌像是历史地图，触及过许多巴黎街道的名字。著名摄影大师罗伯特·杜瓦诺（Robert Doisneau）1948年所拍的“格蕾科在圣日耳曼德佩”（Juliette Grécoà Saint-Germain-des-Prés），更是“以某种奇妙的方式呈现了圣日耳曼德佩街区的气质”。萨特称她的嗓音中“包含了一百万首诗”，“原本灰暗无光的纸张，词语中原本被人遗忘的感观之美，格蕾科的歌声像羽毛般拂过后，一切又重新发出光来”。
1964年，披头士乐队到巴黎演出那晚，巴黎市民分成两拨，一半去听披头士，一半则去看她主演的萨冈戏剧《幸运，单数和大号》。
出生于蒙比利埃的格蕾科，自认为真正的人生是从1942年开始的。这一年她不到16岁，和姐姐夏洛特（Charlotte）、参加平民抵抗运动的母亲一起被盖世太保带走。几个月后，由于年龄太小，格蕾科被释放。走出位于弗雷纳（Fresnes）的监狱大门时，她身上还穿着几个月前那件蓝色系扣连衣裙，而此时的北部，正是法国有史以来最冷的冬日之一，便是在这样的瑟瑟冷风中，小格蕾科走了足足8英里，才回到镇上。
后来她投奔了母亲的一位朋友，和她住在离圣日耳曼德佩不远的一家小旅馆里。她没有衣服穿，朋友就给她送来一些衣物，这些人有的是演员，有的是艺术院校学生，都是男生，他们的衣服对格蕾科自然都大到空空荡荡，于是她就卷着袖子，挽着裤腿儿，走在街上，坐在咖啡馆里——人人都侧头看她，竟然还有人模仿她，哪知这就成了时尚。不合身的着装，配上深色长发和厚厚的刘海，与她眼神里的不驯服一起被包括罗伯特·杜瓦诺在内的摄影大师拍下来，登在时尚杂志上，在“It Girl”一词还未发明的上世纪40年代，以某种先锋的方式，成为巴黎街头的潮流代表。
那个时候的格蕾科，还是一个只出演过小角色的舞台剧演员。她十分热衷于表演，理想是成为一名伟大的歌剧演员。但是一位朋友却建议她以另一种方式使用她的声音：“你喜欢文学，特别是诗歌，何不索性就吟唱诗歌？”
此后，在为她写过诗的所有左岸知识分子中，最特别的那位大概要数萨特。是的，萨特这个全世界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认真地为她写过歌。格蕾科回忆这段往事时，将其称为“一个无知少女的懵懂过往”：
194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四十有余的萨特与二十出头的格蕾科在蒙马特的“金钟”（La Cloche d’or）晚餐，饭后二人朝着塞纳河的方向散步，途中，萨特问道：“那么，您决定要唱歌了？我来帮着选几首吧。”用的还是敬语。
《莫恼海员》（Ne Fa.tes Pas Suerle Marin）是其中一首萨特为格蕾科专门创作的歌，看到歌词的格蕾科几乎有着“不可置信的年少无知”，至今她对当时的情形仍然记得清楚：
她对萨特说：这首歌也太长了！
萨特惊愕道：我说，格蕾科，您是在要求缩短我写的歌词吗？
格蕾科回道：当然！我总不能唱一首长达5分钟的歌吧？
这段对话不免令萨特大笑不已。1950年，格蕾科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如果你自我想象》（Si Tu T’imagines），上面共有三首歌，其中一首《白色大衣街》（Ruedes Blancs Manteaux）正是萨特为她创作的几首诗当中唯一“光荣入选”的。
专辑同名歌曲的作词是诗人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第三首歌由超现实主义诗人罗贝尔·德斯诺（Robert Desnos）作词。而专辑作曲，则是那首知名香颂《秋叶》（Les Feuilles Mortes）的编曲科斯玛（Joseph Kosma）。作为新人的首张专辑，其“创作团队”显然足够大牌，无异于初入歌坛的北宋小歌女得到了柳永的词。这张被左岸知识分子加持过的专辑，自然十分受欢迎。这个大咖团还只是格蕾科彼时受欢迎程度的一个简略缩影。事实上，那个时代的诗人都愿意为她写歌，为她创作了《爪哇人》（La Javanaise）的赛日·甘斯布（Serge Gainsbourg）甚至表示，“任何一个以诗人自居的作者，都无法拒绝为格蕾科写歌”。
不过直到1964年，格蕾科在翻唱了30年代的经典《对我细诉爱语》（Parlez-Moi d’Amour）之后，才从真正意义上步入了法国流行音乐的主流。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以“浪漫爱情和甜蜜亲吻”为主题的法国香颂逐步流传到全世界，叙事诗以及华美温润的旋律成为法国香颂的意象。也正是从这首如今被近40种语言翻唱的经典曲目开始，年少的格蕾科脱胎换骨，不再是那个一场演出只赚5法郎的姑娘。后来成为哲学大师的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毫无疑问地爱上她。波伏娃对她宠溺有加，给她引荐的名单上，有刚写完《蒂凡尼的早餐》的青年卡波特（Truman Capote），还有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老人福克纳。
她的魅力还一度散播到好莱坞。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格蕾科的职业生涯开始走国际化路线。好莱坞大亨扎努克（Darryl F.Zanuck）让她担任《天堂之根》（Roots of Heaven）和《破镜惊魂》（Crack in the Mirror）的女主角，与奥逊·威尔斯演对手戏。因担任《乱世佳人》制片人而广为人知的塞尔兹尼克（David O.Selznick）彼时也是电影界另一巨头，他表达爱慕的方式是派出私人飞机邀格蕾科去伦敦晚餐，希望她接受一份好莱坞的七年合约。但格蕾科拒绝了，因为“好莱坞完全不适合我”。
她并不像皮雅芙，在职业生涯中曾有某位贵人的存在，她反而以自己为圆心，画出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圈，聚拢了当时最具声名的知识分子。或许如同萨特所说，格蕾科，“像一道温暖的光，重新点燃我们所有人心中燃烧过的灰烬。拜她所赐，我才会创作歌曲这个在她嘴里变成珠玉的东西”。
战后，许多美国爵士乐手开始往巴黎跑，其中就有“黑色王子”、爵士乐大师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他第一次到巴黎演出是在普莱耶尔音乐厅（SallePleyel），就是在那里，格蕾科第一次听到了他的音乐。很快，两个语言完全不通的人，坠入了爱河。人们会认为这是音乐的力量，而事实则是，直到后来格蕾科去纽约演出，戴维斯才第一次听她演唱。也正是这一次纽约之行，让格蕾科意识到原来世上还存着的“种族歧视”，在那之前，她说她“根本没注意过迈尔斯的肤色”。
也正是因为这个时代局限性，在被萨特问及“为何不与格蕾科结婚”时，戴维斯回答：“我太爱她，不能使她痛苦。”但二人却保持了长久的友谊，直到今天，格蕾科仍称戴维斯是她认识的“最优雅的男人”。有人说，1967年的《为我宽衣解带》（Déshabillez-Moi）这首歌，完全代表了格蕾科的自由精神，她在舞台上表演这首歌时的情态，“充满神秘而镇定的气息”。法国电视2台（France 2）也以“自由的女性”为副题，播出了一部关于格蕾科的纪录片，片头第一句就是格蕾科说：“发生在我身上这么多美好的事，或许是因为我从未有所期待。”
期待甚少的格蕾科，第一次登上著名的巴黎奥林匹亚音乐厅的舞台时是1954年，谁能想到60年后的2014年，她仍会再次唱响奥林匹亚。80岁时出版个人专辑，人人都以为那是最后一张，然而三年前又推出了全新专辑《穿堂而过，动人心魄》（Ca Se Traverse et C’est Beau），这一年她85岁。
这恐怕正是格蕾科出尘之处，她有那种几十年不变的任性、不羁和自由。正如她在《我就是我》（Je Suis Comme JeSuis）中所唱：“我天生讨人喜欢，而无须做出任何改变。”直到今天，圣罗兰的设计总监艾迪·斯理曼（Hedi Slimane）仍然希望她出任品牌大使。而她走在巴黎街头，都会有人冲上来问：“我可以亲你吗？”
无论如何，如今88岁的她，第一张专辑是在“胶木78转”上录制，却唱到了iTunes时代。
文 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