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的重大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往往是经济问题——“全球化”便集这三者于一身。由于资本、物资甚至劳动力本身，都越来越趋于跨边界流动，因而现代工商业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国际性的，必须从全球视角才能予以正确认识。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么说：在这相互紧密联结的世界里，不同国家的社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整个体系的变化所做出的回应，因而仅将目光聚焦在一个局部的地方是不够的。
这并不是到今天才出现的新状况，而是自15世纪末大航海时代以来不断加速的现象。地理大发现不仅只是“一些白人跑到遥远的世界各地寻找财富”的故事，它也意味着在新的技术体系和经济结构下，各地的自给自足及其伴生的独立性自此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一条通往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的不归路，欧洲列强就像在一辆停下来就会爆炸的公共汽车上，必须在海外扩张才能确保不至于陷入自我毁灭。一如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所指出的，西欧各国“不得不或者组织、保护并确保世界性的供应基地，或者冒贫困并退返拙劣工艺的危险。……如果新生代技术经济要生存下来的话，只能让自己的工业和政策建立在国际化的基础之上，没有任何别的出路”。
这就是为何“塞尔登的中国地图”（原名《东西洋航海图》）会那么重要的原因——这份17世纪时最大的壁挂地图（长160厘米，宽96.5厘米）不仅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欧洲人对东亚的强烈兴趣，还证明了不知名的中国绘图者对东亚海域的了解。它因最初归英国律师约翰·塞尔登收藏而得名，但耐人寻味的是：塞尔登是出于对中国知识的兴趣而完好地收藏这份珍贵的地图，但他其实完全不懂地图上的汉字。1654年接受塞尔登这份捐赠的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在1604年首次开始收纳来自中国的手稿，但当时整个英国无人能识中文（话说回来，中国当时也无人懂英文），直至八九十年后，来自南京的中国基督徒沈福宗才翻译出了这部手稿，它自此成为英国研究东方学的重要文献基础。
不难设想，正是出于一种放眼世界的内在冲动，才促使一个17世纪的英国宪政律师想要了解东亚海域，并进而收藏一份他其实读不懂其文字的地图。固然那个时代的英国知识分子大多都有对古代东方语言的兴趣，但那时英国人心目中的“东方”，通常指的是埃及、黎凡特和两河流域，最远通常也就到印度为止。塞尔登只不过相信“任何一本蕴含东方知识的手稿，都可能具有改变世界的知识”而已。因此，“塞尔登的中国地图”并不只是关于地图的一个故事，而在于地图提供了一种可能，使我们意识到400年前的人们眼里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世界，而我们今天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正是从那时开始发端的。一如卜正民所说的：“我之所以用一整本书的篇幅来讲述一幅地图，绝不是要给一个古董的巡回展览做宣传。其实，我是要把这幅地图作为一个引子，来考察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极富创造性和变革性的时代。”
在当时，英国在大航海活动中还只是追随者（卜正民显然赞同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的看法，认为整个欧洲的航海家，都“只是亚洲主导的航海大戏的配角”），但显然已受到葡萄牙、西班牙，尤其是荷兰人航海活动的激发。塞尔登这样走在时代前列的人更是如此，借用书中的话说，他“比同时代的人更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正经历海洋变迁的时代：新思想和新制度，新的贸易通道和牟利方式，个人与周围世界关系的新理念，都在酝酿产生”。的确如此。作为一个后起的追赶者，英国那时在模仿荷兰（例如同样成立东印度公司）的同时又与它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两国甚至还心照不宣地合作：作为新兴的新教列强，英、荷都竭力谋求打破之前教廷授予西、葡两国对世界海域的垄断权。所不同的是，荷兰主张“海洋自由”，而塞尔登则辩称海洋既允许自由通行，又应由国家行使管辖权。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种相反相成的主张都服务于各自的国家利益，但正是它们奠定了今日国际海洋法的基础，他们是创制规则的人。
塞尔登的地图所呈现的，也是航海者的视角：它准确地画出了中国曲折的海岸线和东亚海域，而且是先绘制航线再填充海岸轮廓，与我们今天的做法恰好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其实不是地图而是航海路线图。更值得注意的是，地图上对日本海岸的一些地名所标注的汉字，既非日文汉字，也非日语发音的音译，而是根据当地的葡语发音写成的，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航海制图者与往来于东亚海域的葡萄牙人已有相当程度的交往。它只是一张商业航海图，并不怎么在意政治，因而表现出一种与朝廷大一统观念相当有所不同的看法：那不是“从内陆向海岸眺望”，而是“从海上向沿海眺望”。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明末清初的中国就已处在和英国相同的竞争位置。虽然卜正民把当时的欧亚海域描述为一个紧密联结、认知上彼此呼应的态势，但说实话，即便是在今天，世界各地卷入全球化的程度，也是深浅不一的。就当时的中国而言，东南沿海或许是深深地卷入了国际贸易体系，但中国并未作为一个整体自觉地参与体系的运作。从当时的士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与好奇心来说，更可能的情况是：中国并不知道自己身处大航海时代，甚至也不知道自己卷入了全球化，那都是我们的后见之明。从根本上说，中国缺乏英国那样不得不冲向世界谋求前进的强大动力，因为和英国不同，它不这么做也能过得好好的。
耐人寻味的是，这份地图自1659年以来就一直沉睡在牛津的图书馆里，之后也不时有人翻动过，但在英帝国如日中天的年代，大概人们也丧失了像当初塞尔登那样想要了解东方的强烈冲动，而地图又被认为不如书籍那样具有多高的文献价值。专治中外交通史的著名学者向达上世纪30年代曾在牛津发现罕见的航海指南《顺风相送》，但对这幅外观并不破旧的地图也未在意。只是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思潮以及学界对地图和图像资料的日渐重视，美国学者罗伯特·巴彻勒（Robert Batchelor）才终于在2008年重新发现了它，经过两年多精心（且昂贵）的修复之后，最终在2011年对外公开展出；他也由此写了一本书《伦敦：塞尔登地图与一个全球城市的形成，1549～1689》。在这里，人们不约而同地将这幅地图与“全球性”联系起来，它不只是一幅旧地图，也被视为一把了解并重新认识当下这个时代的钥匙。从这一点看，在四五百年后，不早不晚刚好在这时候发现这份地图，难道只是偶然吗？
最后要指出译本中的一些错讹。第123页，“海门以出，洄沬粘天，奔涛接汉，无复崖埃可寻，村落可志，驿承克计也。长年三老鼓木世扬帆，截流横波，独特指南针为导引”——这段出自张燮《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但此处错别字甚多，“沬”当作“沫”，“驿承克计”当作“驿程可计”，“鼓木世扬帆”当作“鼓枻扬帆”，“独特”应为“独恃”，又，“崖埃”中华书局本原文如此，但疑应作“涯涘”。第145页，“柯勒律治在他的《帕克斯世界旅行记集成》一书的472页前睡着”，最后应该是“写着”。
（《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卜正民著，刘丽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文 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