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在非洲
今天的中国人去非洲不是为了掠夺资源，也不是要去改变世界，而是为了谋生。
尼扬加（Nyanga）是位于津巴布韦东部的一个山谷，谷底有个湖，湖边建了一个独栋别墅式的度假村，是哈拉雷富人们周末休闲的首选。一个周日的早晨，太阳从山背后缓缓升起，照得大地一片金黄。从一幢别墅里飘出阵阵歌声，回荡在山谷间，和金色的阳光遥相呼应。
主的爱比天高/主的爱比海深/再高再高也高不过他/再深再深也深不过他
这是一群在津巴布韦做生意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家属，周六从哈拉雷开车4个多小时来这里欢度周末。他们当中有很多基督徒，周日上午自发组织起来读《圣经》，然后大家一起跟着手机里播放的台湾福音歌曲齐唱赞美诗，场面甚是庄严。
多年以来，很多西方政客一直对红色中国在非洲的“渗透”感到不安，怀疑中国政府打算步欧洲殖民者的后尘，来非洲掠夺宝贵的自然资源。如果他们有机会看到眼前的这一幕，不知会不会改变看法。当年欧洲对非洲的殖民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真正的民间人士也有，但这些人来非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教。今天的中国人则正好相反，来非洲做生意多半是个人行为，他们不但不会主动向非洲人传播任何理念，甚至有很多人在非洲的影响下皈依了基督教。
这件事也许就是红色中国和白色欧洲最大的不同。今天生活在非洲的大部分中国人并不是来掠夺资源的，也不想改变非洲人的生活方式或者向当地人传播某种思想，他们就是来谋生的，非洲帮助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
中国人早就来了
其实中国人很早就到过非洲。根据史料记载，唐朝人杜环早在8世纪就到达过摩洛哥，大旅行家汪大渊在14世纪时曾经租借了一艘海船，满载着瓷器、丝绸和药材，从福建泉州经马六甲海峡到达亚丁湾，再换乘小船经尼罗河运到开罗。中国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早的一次亲密接触则是由郑和和他的船队完成的，1405～1433年，郑和率领的船队7次下西洋，最远到达过非洲东海岸。郑和船队的水手甚至在非洲留下过后代，他们一直住在肯尼亚，后来一位被称为“中国女孩”的肯尼亚姑娘还被中国政府邀请回国认祖。
虽然比欧洲人早到非洲，但郑和从没打算要留下来。肯尼亚那位“中国女孩”的祖先是因为船出了事故而不得已留在非洲的。事实上，最早流落海外的中国人大都选择去了富裕的欧美国家或者日本，只有极少数人因为误打误撞的缘故才选择了非洲。比如，1933年有一位在法国谋生的温州小商贩程志平乘船来到非洲贩卖瓷器，因为误了船期而被迫滞留在了加蓬。聪明能干的程志平很快在加蓬闯出一片天地，并娶了当地酋长的女儿为妻，生下一子取名让·平（Jean Ping）。这位有着一半中国血统的年轻人在巴黎接受了西方教育，回到加蓬后先后做过矿业、能源和水力资源部部长，甚至还担任过非盟委员会主席，这个职位相当于整个非洲的“洲长”，说明让·平在非洲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主动和非洲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但早期的中非双边合作大都是以政府间对外援助的方式进行的。据统计，自1956年中国和第一个非洲国家（埃及）建交开始，至2008年上半年为止，中国一共向53个非洲国家和政府提供了无偿援助，在49个非洲国家建成了804个各类成套项目。其中标志性的坦赞铁路从1970年开始建设，1975年建成通车，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工。这条铁路全长1860公里，沿途修建了总长度超过10公里的隧道和300余座桥梁。中国援坦专家公墓安葬着69名烈士，其中47人是为修建坦赞铁路而牺牲的。
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指责中国政府对非援助是出于“冷战”的需要，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但他们忘记了，对外援助这个概念最早来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传教士，他们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向非洲（还包括其他原始社会的原住民）传播基督教。当这个需求变得不再迫切后，西方国家便开始研究这种对外援助到底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如果看不到好处就不打算做下去了。转机发生在1950年，这一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发表讲话，称对外援助促进了穷国的发展，扩大了需求，最终将带动全球经济发展。此后这个思路逐渐被大家接受，成为西方国家继续对外援助的新动力。
杜鲁门很可能是受了英国的影响才说出上述那番话的。英国政府早在1940年就通过了《殖民地发展和慈善法案》，拨出专款在殖民地开展慈善项目。这是欧洲殖民国家中第一个通过的类似法案。《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杂志2001年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在比较了欧洲各国殖民地的发展情况后指出，英国殖民地之所以比其他国家的殖民地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与该法案有直接的关系。
早期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重点是促进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援助的对象大都是与经济发展有关的基础设施，比如工厂、煤矿或者输油管道什么的。后来西方政府意识到，由于殖民地政府普遍存在的腐败行为，普通老百姓很难从这类援助中得到好处，于是便改换思路，把援助重点放到了消除贫困、提高民生方面来，这就是为什么各类非政府组织（NGO）逐渐成了对外援助的主力。相比之下，中国早年间的对外援助主要还是针对经济发展的，因为当时中国援非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帮助非洲国家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援非的口号一直是“自力更生”。
与此同时，新中国和非洲大陆之间的贸易活动也一直在进行。早期中国出口到非洲的商品种类单调，主要是茶叶、瓷器和丝绸，被戏称为“老三样”。此外就是少量粮油食品和轻工产品，附加值都不高。进口商品则主要为棉花和磷酸盐等原材料，后者可以被用来生产新中国急需的化肥。
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10国，揭开了大规模对非经济援助的序幕。中方在建设援外项目时，除了从中国运去设备和物资外，还需要在受援国当地购买原材料和生活用品，以及支付当地人工资等。由于当时的中国政府外汇短缺，于是就出口一部分商品给当地商人，由商人把货款存入当地银行，我方再从银行取出这部分货款，用于支付在受援国发生的上述费用。这种由援助带动的贸易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误以为中国对非援助动机不良，实在是没有搞清楚状况。
到了1969年时，中国已与非洲3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贸易总金额达到了1.82亿美元。当时中国出口到非洲的纺织品大都是整匹的布料，不是成衣，所以当年援非的中国人当中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形容非洲人，“穿衣一块布，吃饭靠大树（面包树），建设靠援助，说话不算数”。如今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起码在津巴布韦已经不是这样了。
“冷战”结束后，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逐渐改变了过去的策略，把对非援助的重点放到了贸易上来。于是，商人代替了慈善家，成了非洲访客的主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把主要注意力都放在了欧美和日韩，对于非洲不太重视。转折点出现在1996年，那一年吴仪陪同江泽民总书记出访非洲六国，从此中非贸易就像坐上了火箭，一路蹿升。1992年的中非贸易总额仅有8.3亿美元，2000年首次超越了100亿美元大关，达到了106亿美元。21世纪头5年中，中非贸易总额的年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72%。2008年中非贸易额再次取得突破，达到了1068亿美元。从百亿到千亿，只用了8年的时间。2013年中非贸易总额又突破了2000亿美元大关，从1000亿到2000亿仅用4年时间。
中非贸易的主力一开始是国企，但民营企业迅速赶了上来。2001年中国民营企业对非洲出口额仅为8.3亿美元，2005年猛增到70亿美元，仅比国企少6亿美元。2006年民营企业出口额首次超过国企，达到了111亿美元，此后继续一路飙升，早就把国企甩得远远的了。
如此快速的增长说明中国民间资本终于意识到非洲的巨大潜力，开始把目光转向这块被中国人遗忘的大陆。随着双方贸易额的飞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他们的亲朋好友有机会踏上了非洲这块土地。他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中国商品的销售市场，还是一个中国人可以大展宏图的舞台。
那天早晨在尼扬加度假别墅里高唱赞美诗的，基本上就是这些人。
从雪糕厂到梦想秀
那天来尼扬加欢度周末的一共有20多人，分乘5辆SUV从哈拉雷开到度假村，一口气租下了4幢独栋别墅。他们唱完圣歌后便去体验骑马和游艇等度假村提供的游乐项目，晚上却没有去村里的高级餐厅吃饭，而是纷纷拿出从哈拉雷华人超市买来的食材，做了一桌丰盛的中餐。
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私营企业的小老板，尤以来自东北和福建的居多。他们当中有开杂货铺的，有开饭馆的，还有开赌场的，大家聚在一起聊得最多的就是国内娱乐圈八卦新闻，间或也聊点生意经，但很快就会转到抱怨津巴布韦法律不公正，或者调侃黑人雇员太懒等话题上了。他们很少谈起津巴布韦本地新闻，提到当地人时也从来不说“津巴布韦人”，而是一律用“黑人”代替。
一晚上我听了很多故事，其中几个温州人在哈拉雷开雪糕厂的故事最有意思。缪仁友原来是一家温州雪糕厂的厂长，但在中国做雪糕利润太薄，挣钱越来越难，于是他决定来哈拉雷碰碰运气，正赶上津巴布韦政府出台新法规，所有津巴布韦境内工厂的外国投资占比都不能超过50%。这条规定吓跑了很多原本打算在津巴布韦投资建厂的欧美大企业，他们规章制度较为健全，不敢造假，但这显然难不倒像缪仁友这样的中国私营企业家，他很快就托朋友在哈拉雷找了一个当地人作为挂名假股东，满足了津巴布韦政府的要求，但实际上所有投资都是他出的。
这件事很能反映出中国私营企业在非洲的生存状况。他们也许在技术和管理水平上比不过欧美企业，资金也不如人家雄厚，但他们经营非常灵活，敢于打擦边球，有时反而比欧美大企业更有优势。
解决了注册问题之后，缪仁友在哈拉雷近郊租了一间废弃的厂房，又把温州工厂的一位薛姓工程师请到津巴布韦，负责安装生产线。去年10月，这条总投资约为100万美元的雪糕生产线终于建成投产了，所需原材料绝大部分都必须进口，只有蔗糖和鸡蛋采购自本地。他生产的雪糕分含奶的和不含奶的两种，前者定价50美分一支，后者卖25美分一支，价格和当地的其他品牌相比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最难的一关闯过去了，没想到却在销售环节出了问题。普通超市和加油站小卖部这些地方倒是很容易打入，但雪糕这玩意儿必须沿街叫卖才最有效。缪厂长打算雇一批当地人推小车去叫卖，没想到哈拉雷市政府规定小商小贩一定要去办一个零售许可证才能上街。
“办一张一年有效的零售许可证需要140美元，但办证的人肯定要刁难你，所以还要再给点小费，算下来一张证怎么也得花200美元才能办下来，我们这种小本生意，不一定能赚得回来。”缪仁友说，“这还不算，黑人不可靠，经常有人从我们这儿拿了许可证后就不回来了，我们根本找不到他，所以也不敢给黑人办证。”
想来想去，缪厂长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去超市买了一批家用保温箱，装上一根背带，让当地人背着箱子去大街上叫卖。虽然性质差不多，但根据当地法律，推小车沿街叫卖绝对不行，但背箱子叫卖则属于灰色地带，经常可以混过去，大不了贿赂一点小钱也可以蒙混过关。就这样，这家小工厂终于运转起来了。
“一只保温箱可以装36根雪糕，如果卖含奶的可以赚7美元，不含奶的赚3.5美元。一个人努努力一天赚20美元不成问题，这在当地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缪仁友说，“可是黑人工作态度很不积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们后来知道了，工资必须每天发，决不能攒够一周或者一个月后再发，因为黑人没有存钱的习惯，到手的工资没几天就花光了。”
确实，非洲人似乎都没有未雨绸缪的意识，不知道为未来做打算。比如很多津巴布韦人手机里从来都不存话费，需要打电话的时候再到街上去买。这是一种典型的原始社会思维方式，不能说它一定就不好，甚至还可以贴上乐观主义的标签，但却非常不符合现代商品社会的要求。一个国家里如果都是这样的人，经济发展肯定会受到影响。相比之下，中国人勤劳节俭的生活习惯就比较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所以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可以生存下来。比如这家雪糕厂，虽然遇到了各种困难，但依靠这几位温州人的努力，基本上可以实现50%的利润率，一年之内应该就能收回成本了。
这就是中国人之所以不远万里来非洲谋生的最大原因。这里虽然辛苦，也不太安全，但钱真的是太好赚了。
当然，中国人也有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比如这位缪厂长和他手下的薛姓工程师居然都不会说英文，只能花钱雇一位在孔子学校学过一点中文的当地人做翻译。可以想象，他们跟当地人的沟通肯定不会太顺畅，受人欺负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一点恰恰是西方人的强项，他们的祖先是非洲的殖民者，无论是非洲人的宗教信仰还是社会制度全都来自欧洲，因此非洲人普遍对白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这种心理优势是中国人很难享受到的。
好在随着中国的进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据我观察，来非洲的中国人当中越是年轻的英文就越好，学历越高的适应能力越强，和当地人的沟通也就越顺畅，在津巴布韦的成功概率自然也就越高。前文提到的狂野非洲旅行社老板赵瀚清就是新一代中国移民的典范，下面就是他的故事。
赵瀚清今年40多岁，是东北大学的本科毕业生。20多年前他来津巴布韦投奔自己的姐姐，在哈拉雷开了家中餐馆，生意很不错。后来妻子去美国读书，他也跟着去了，但他很快就意识到在美国那样一个什么事情都很成熟的地方很难有他的位置，便又返回了津巴布韦，继续当他的小老板。
他英文很好，性格随和，善于交际，与很多政府要员和当地商人成了朋友。他的生意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终于可以在富人区买房子了。据他说，哈拉雷郊区有7万座豪宅，都是当年白人农场主留下来的，如今很多豪宅的主人都变成了中国人。
值得一提的是，他不用担心那个外资控股不超过50%的土政策，因为他的侄子金山娶了一位津巴布韦妻子，只要把企业划到侄媳妇名下就可以了。这个金山也很有意思，他14岁来津巴布韦，在当地上的中学。在学校里他不但学会了英文，还自学了绍纳语，这一点让他在津巴布韦如鱼得水。去年央视摄制组来津巴布韦拍纪录片，他不但全程担任地陪兼翻译，还用自己的无人机帮央视拍了不少素材，为这部片子做了不小的贡献。
非洲人结婚都早，金山20岁就结了婚，今年才29岁的他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他的两个混血女儿一个9岁，一个7岁，性格活泼可爱，但却一句中文都不会说。“我们家没这个环境，我也无所谓。”他这样解释。
如今这一代中国人，真的和老一辈不一样了。
接着说赵瀚清的故事。餐饮业干腻了，他决定尝试旅游业，在哈拉雷开了一家名为“狂野非洲”的旅行社，很快就成为津巴布韦最大的华人旅行社。目前每年大约有5000名中国人来津巴布韦旅游，几乎全都是他家接待的。相比之下，南非每年可以接待15万中国游客，差别巨大。“那是我的目标，但很多事情不是我能控制的，只能耐心等待。”他说。
因为生意做得大，性格又非常豪爽，赵瀚清在津巴布韦当地华人当中很有威望，被选为津巴布韦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的常务副会长。别看津巴布韦只有大约1万名华商，但他们居然组建了3个不同的协会，彼此间明争暗斗，这也算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吧。
有一年春节华联总会要办个晚会，委托赵瀚清负责筹备。他打算模仿电视节目，也搞个达人秀。他原来只想在华人中间搞，但只有3个人报名。他灵机一动，这些华人老板手下肯定有不少黑人员工，为什么不让他们加入进来呢？于是他把报名范围扩大到了当地人圈子里，没想到反响极为热烈，最后不得不先搞了好几轮预赛。最后的总决赛是在当地一座大型体育馆里举办的，据说盛况空前。
这件事被当地媒体知道了，纷纷前来报道。赵瀚清看到了商机，决定第二年接着搞，又联系了一家电视台全程录播。因为版权的缘故，这个选秀活动改名“梦想秀”，一共办了26期，收视率越来越高。赵瀚清本人也出镜担任评委，因此而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
第一期“梦想秀”选出了好几位很有表演天赋的年轻人，其中有不少来自穷人家庭。赵瀚清联系了一些国内娱乐机构，把他们请到中国去表演，让这些穷人家的孩子也有机会走出国门去看世界，顺便还能挣点钱。接着他又成立了一家娱乐公司，请来津巴布韦最有名的流行歌手担任制作人，准备把几位有潜力的选秀歌手包装成流行歌星。其中最有潜力的大概要算是获得第三名的尼亚沙，他天生一副好嗓子，人也很有型，擅长舞台表演，前途无量。我跟他聊了聊，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伙子，知识丰富，谈吐得体，模仿能力超强。他自学了王菲的《传奇》，在哈拉雷华人春节联欢晚会上登台表演，受到了热烈欢迎。
去年底习主席访问津巴布韦，在讲话中专门提到了这个“梦想秀”，把赵瀚清高兴坏了。他希望习主席的认可能够帮助他从中国大使馆申请到一笔经费，把“梦想秀”做成一个能够上星的电视节目，在全非洲播放。
他要通过“梦想秀”，实现自己的梦想，在文化娱乐界这个向来被白人垄断的行业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像赵瀚清这样的故事，在非洲应该还有很多。如果说老一辈中国侨民给人的印象是勤奋而又死板，不善交际，不愿意融入当地人生活的话，那么到了赵瀚清这一代，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代人在国内上的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又有强烈的进取心和冒险精神。这批人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在非洲的形象，影响极为深远。
尾声
别看赵瀚清已经算是在津巴布韦混得很好了，但他还是会遇到麻烦。就在开车去尼扬加的路上，他两次被警察拦住，一次说他超速（当时时速仅有70公里），罚了10美元，另一次说他汽车后牌照上方的照明灯坏了，罚款20美元。他据理力争，还假装给津巴布韦高官打电话，但警察根本就不理他。与此同时，他的侄子金山一路上也遇到不少麻烦，但他摇下车窗，用流利的绍纳语跟对方胡侃了几句，然后一踩油门就跑了。
还是中国的老话说得好：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文 袁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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