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勇
8月16日，《人间采蜜记——李银河自传》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开场白之后，几句对谈下来，被路金波称为“极度羞涩”的李银河，就完全掌控了现场节奏。她说出的每一个和性有关的话题，观众们总是给出超乎寻常的反应，你会误以为走进了一家酒吧的夜场，台上的李银河，就是掌控全场、调动气氛的DJ。
现场弥漫着激昂躁动的情绪，这时你会发现，李银河在某些性爱特殊群体中的影响力。她的研究领域始终和虐恋相关，这为她带来了高知名度。发布会结束几天后，李银河接受了《凤凰周刊》的采访，她向记者坦言：“虐恋是我的性倾向，也是我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的时候，感觉虐恋就好像在说我自己。”
家庭出身的影响
1952年，李银河出生在北京，7岁之前，她本叫李三反，这个名字带有特殊的时代烙印。那时，全国开展“三反运动”，李的父亲时任人民日报社理论部主任，母亲是人民日报社编辑，因政治上的敏感性，为她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李是母姓，其父母主张男女平等，在随父姓还是随母姓的问题上，有充分讨论的空间。
李银河告诉《凤凰周刊》，李三反的名字，后来一直用到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上一年级。因为父亲陈尔东做了一个梦，醒来之后便对她说，以后就改叫李银河了。
上小学时，班里有不少高干子弟，包括中共元老谭震林的儿子谭小光、北京市市长彭真之子付亮等人。因父亲在人民日报社任职，在当时还算有些“小特权”，比如说家里安了电话，暑假父母带她去北戴河，她心里还有些小得意，但和班里同学的父母相比，还是有差距。李认为，正因为父母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地位，她从小就下决心去寻觅自己独特的人生，谁也不靠，就靠自己。
虽然李银河想依靠自己，但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出身问题始终影响着她。那时大型革命史诗《东方红》挑选伴唱团成员，她所在学校歌咏队的孩子们，大多入选。李银河看到一个歌唱得好、长得又漂亮的女生却没有被选中，原因就是她“家庭出身不好”。从那时起，李就有了“家庭出身”的朦胧意识，这也是她第一次接触到社会的不公正，在她心中留下了第一道阴影。
1965年，李考上北京师大女附中，这更是一个高干子弟云集之处，在此就读过的有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一年之后，文革开始了。当时她正在上课，忽然接到通知，暂停上课，收听广播。教室里一个声音传来，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其他同学一样，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超出了她的理解能力。校长与老师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统统进了劳动队。
李的父亲曾在1936年被捕，后按党的指示写了悔过书，但仍被说成是叛徒。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污点”。受此影响，李银河被认为出身有问题，不能加入红卫兵行列。出身给过她小小的“特权享受”，在此时，却给了她痛苦，一时间，她陷入了迷茫、焦虑和不知所措。
父亲在文革中被指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她要以行动来证明，与“封、资、修”划清界限。家里本有外国小说和唱片，这是“封、资、修”，李要批判。她买了一张涂塑的长方形黑纸，用白粉笔在上面写了毛主席语录及批判性词语，并将此贴到了父亲的房间。
有一天，李银河的家里来了人民日报社的造反派，要拉父亲去给彭德怀陪斗，她看到了那些造反派是如何将父亲从家里拉走的。这也让李银河重新审视文革，并懂得了苦难的意义，她在自传中写道：“使我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公正，使我不再轻信宣传的一切，使我对有同样遭遇的人有了同情心。”
1969年，受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在全国蔓延。李银河在这场运动中，因出身不好，被分配到吉林插队。但后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来招兵，李想去内蒙古，又担心出身问题影响，为此她甚至写了一封血书来向组织表明心迹。这在当时近乎狂热的氛围中，写血书也是一种态度。幸运的是，这封血书帮助了李银河，申请被批准，她前往内蒙古报到，并在那里度过了三年时光。
兵团生活是艰苦的，贫乏的物质生活在李看来倒能忍受，在精神生活方面，李感受到了压制。她因给领导提意见，结果被当作反派人物批判，并且仍因出身问题，导致她始终无法加入共青团，这使她几乎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她开始怀疑自己，并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你们在公园里培养出来的小女儿，在现实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以至于李从内蒙古回到北京之时，常常会感觉到失落。她在自传中写道，“这种感觉像后悔一样使人痛苦，但又不完全是后悔，而是一种离开童年，进入成年的感觉。”
可望不可及的激情之爱
从内蒙古回京之后不久，李银河来到了父亲的老家山西沁县乔村，并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在乔村她只做两件事，一是种地，二是读书。那段时间，对于李银河而言是轻松的，她坚持写了很多农村笔记，后来在考大学写作文时，这些都成了灵感来源。
不久后，21岁的李银河，遇到了人生转折的机会。那一年，山西大学来到沁县招生，当时还是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她平时下地干活从不叫苦喊累，给老乡留下了好印象。此外，推荐入学还得有关系，李银河在自传中写道，“沁县是我爸的老家，哪能没点关系？”但她也有担心，因文革学校停课，她也参加了“大串联”，等于是没有学习。因此担心考试通不过，为此请姐姐帮助她复习中学课程。
1973年，李银河参加入学考试，谁也没想到出了个张铁生的“白卷事件”，张在高考的物理化学考试中几乎交了白卷，他在卷子背面写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随后，《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后被毛远新得知，张铁生被树为典型人物，得以入大学深造，并被称为“白卷英雄”。
受此影响，那一年的入学考试并不以分数为纲，李银河考了多少分，没人知道，她在自传中写道，“我们虽然参加了考试，但考试分数却没派上用场。”“早知道赶上这么一出，我就不必让姐姐给我恶补中学课程了。”
李银河就此进了大学，并经历了初恋，这个人并不是王小波，而是另有其人。但是，这段初恋对于李而言，却是单相思，她爱上了他，他却没有爱上她，这段感情无果而终。失恋的李银河痛苦莫名，直至王小波的出现，才将她从痛苦之中挽救出来。
王小波与李银河的爱情，文学是媒人，这就是王的小说《绿毛水怪》。凭借直觉，李银河从这篇小说中，发现了与王小波心灵的相通之处，自此对他有了“心有灵犀”般的感觉。等她见到王小波，第一感觉却是“他长得真是够难看的。”后来因王小波长得太丑的原因，她还曾提出分手。王对此事耿耿于怀，后来在写给李银河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建议以后男女谈恋爱都戴墨镜前往，取其防止长相成为障碍之意。”
李银河将王小波领到家里给妈妈看，妈妈对王并不看好，原因也是因为王不漂亮，有些丑了。在自传中她写道，“妈妈可能觉得小波长得丑，有点拿不出手。”后来有一位宋阿姨，是李银河母亲的好友，见到王小波之后对母亲说：“孩子一点也不丑。”她这才不再反对两人的婚事。终于，过了家长关的李银河和王小波结婚了，婚礼很简单，两家人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吃了一顿饭，从此搭伙过日子。
在王小波的眼里，和李的爱情就是“我和你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这种甜蜜，使得什么事情也不能将两个人分开，就算是李银河去美国读博士，王小波也尾随而至，陪读照顾她。应该说，这为她博士顺利毕业，提供了难得的支持。
但浪漫的爱情总是要回归到柴米油盐的日子中，仅谈论爱情是吃不饱肚皮的。王与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那时两人基本没什么钱，过着“吃风屙烟”的生活。有一次谈到王小波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李认为王小波的文学才华荒废太可惜了，坚决支持他写小说，告诉王小波说：“生计所需的那点儿物资太容易满足，实在不行，我一个人工作也够用了。”王小波后来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功，李银河的支持同样功不可没。
“与小波相恋相依的二十年，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吵过架、红过脸，感受到的全是甜蜜和温暖。”李银河在自传中如此描述两个人的爱情。这种甜蜜直至1997年4月11日戛然而止，那时李银河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她忽然接到好友林春的电话，说小波出事了，病了。当时并没有人告诉李银河王小波是什么病，但她有了很不好的预感，心里发虚，全身像要虚脱一样。飞机落到北京机场，好友沈原来接她，对她说了一句话：“小波是个诗人，走得也像诗人。”李银河一下子就明白了。
从相识到相恋，二十年的时间，两个人的生命早已不分彼此。王小波的离世，对李的打击是巨大的。她在自传中写道：“我想一生与他缠绵，但是他竟然就那么突然地离我而去，只给我留下无尽的孤寂和凄凉。”
李银河再一次陷入了因爱人离去而导致的痛苦之中。如同上一次失恋的伤悲，王小波的出现拯救了她，这一次却是由一个生理上是女性、心理上被李称为“他”的人，挽救了其处于失衡的世界。这个人姓郑，人称“大侠”。按李的说法，两个人相识于一次聚会。大侠主动过来搭讪，两个人互留了电话。李的本意是想做女同性恋调查，“大侠”却爱上了她。
“当时感觉他就是上帝派来的一位天使，专程来解救我脱离失去小波的苦海。”李在自传中写道。“大侠”是一位出租车司机，而王小波是一位知名作家，两个背景似乎完全不同的人，何以吸引李银河？“大侠”告诉《凤凰周刊》，打动李银河的“我想是我的真诚和率性”。而在李银河眼中，与“大侠”的相遇，却是激情之爱。
从自传中，很容易发现李银河每一次的感情生活，在结束之时总是痛苦莫名，认为不会再爱上一个人了。但是，每每此时，总会有一个人出现在她身边，并很快将她从“苦海”中拉出来。
李银河向记者分析了原因，实际上初恋对象、王小波和“大侠”，与这三个人的爱情，皆为激情之爱。这是非常浪漫的爱情，可望而不可及，但当激情之爱来到，就会奋不顾身地扑过去。李银河说：“我渴望这种浪漫的激情之爱，心里会有一种期待。所以，当它出现的时候，你会认出它来，会在无形中主动去靠近这种爱情，就不会顾忌周围世俗的眼光，那么才会得到它。”
这种爱情的原动力，实际上就是李银河的主要研究领域，虐恋。
虐恋就像在说自己
对于同性恋及虐恋的研究，使得李银河在这一特殊群体中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并且，她本人的感情生活，也与她的研究紧密相关。而在最初，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本不在虐恋。
1978年，李银河进入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她与好友林春合写了一篇文章《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发表在《中国青年》，《人民日报》加了“编者按”予以转载，引发广泛影响。李银河的名字，第一次进入了公众视野。
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总让李感受到一种历史感，但她却并不明白政治的含义。也因此，李仅待了一年时间，恰逢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马列所，她就此调往新单位。也正是在这里，她参加了费孝通举办的社会学夏季讲习班，在班里结识了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霍兹纳。也是在霍兹纳的帮助下，在1982年，李进入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就读，并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从此，李银河走上了社会学的研究道路。
去到美国，李银河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关，她的学习方法是自学。这也是观察李银河这一代学者独特的角度，大部分英语并不熟练，只有靠自学，而大量读书就成为自学的主要方式。李银河在自传中写道，她将学校教育当作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老师就像猫，设立了一些机关，比如学期论文、硕士博士学位。学生作为老鼠，只要不被猫捉到就行了，主要的时间还是自己读书。”
7年之后，学成归国。当时费孝通在北大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流动站，李就此拜在费的门下，在这里，她做了十个课题，其中就包括同性恋与婚外性问题研究。1992年，李博士后毕业之后留校，但她因性格极度羞涩，使她把别人看来轻而易举的事情，视为畏途，终身不敢沾边。
比如说，她上小学时被选中表演节目，结果却浑身哆嗦。后来在国务院研究室，开联欢会唱歌，也同样如此。在北大当老师，讲课从来不能脱稿，李银河因此执意从北大调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工作，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想讲课。
真正让李银河名声大噪的，是虐恋研究，更有《虐恋亚文化》专著问世。而李银河本人，就是一个对虐恋近乎痴迷的当事人。
虐恋类的性活动，英文简称作SM，又常常被称为kinky，意思是“扭结的，怪异的，别出心裁的。”通常S代表施虐方，M代表受虐方。探究李银河虐恋气质的来源，需要从1967年讲起，那一年，李跟着哥哥徒步去往白洋淀。有一天，突然从安新县公安局来了一帮警察，要求村子里所有从北京来的知青集合，要将他们送回北京。李及其他人一起被押上一辆解放牌敞篷汽车，其中有个名叫江山的男生向警察抗议，却被五花大绑扔上了汽车。
那时的李银河，还从来没有见过绑人，一路上她的注意力全在江山身上。她在自传中写道，“我从江山的身上感觉到的是性感，他那被凌辱的痛苦形象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成为我后来常常出现的性幻想形象之一。我的性倾向中有很深的虐恋色彩，成因不明，但是感觉是不会错的。我毕生研究和写作的冲动，全部应当追溯到我对虐恋的喜爱。”
李对自己分析时承认，对虐恋的爱好，在很小的时候就露出端倪，它和李对性的感觉，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小时候看电影《农奴》，对男主角受到鞭打的情节感同身受，甚至可以说是如醉如痴，隐隐感觉到受虐的性感味道。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受虐心理是最典型的女性心理，据此李银河自我分析，“这说明我认同的是受虐方，而不是施虐方。”
虐恋的吸引力，促使李银河往往会从电影中寻找和受虐有关的情节。她印象最深刻的电影是东欧的《多瑙河之夜》，其中有一个情节是男主人公被女主人公命令脱掉衣服。李银河谈道，“我对他受到羞辱的隐忍表情百看不厌，到现在还记得。这些情节一再在我的性幻想中重复，终身难以忘怀。每当忆及，仍克制不住性欲的冲动。”
对于虐恋的追寻，逐渐从电影扩展到文学作品，李银河对关于羞辱、虐待、鞭打、捆绑之类的情节特别着迷。李在自传中承认，有类似情节“我就会马上被吸引，总是不由自主地从中体会到性感。”“看这些作品时，我总是可以在几分钟之内，从厚厚的一本书中找到涉及虐待的情节，并且看得如醉如痴。”
对于虐恋，李银河的内心是感受到羞耻的，但这并不能够改变她对此的迷恋。她写道“虐恋是我终身无法改变的倾向，一种心理的情结，我对性的感觉，永远是和痛苦、羞辱联系在一起的，单纯的、寻常的性不容易给我带来快乐，只有与痛苦和羞辱联系在一起的性，才能给我带来快乐。”并且，“这一原欲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受阻，于是会升华为研究的动力和写小说的冲动，在研究和写作时产生强劲的动力，感受到精神甚至是肉体的快感。”
对虐恋的痴迷，也影响到了与王小波的生活。李在自传中写道，“小波本来是一个性欲很正常的人，可是由于我喜欢虐恋，慢慢也把他‘掰弯’了。”于是，两个人的性行为出现了捆绑甚至是轻度鞭打之类的行为。
对于王小波而言，自己妻子的虐恋癖好，由浅至深，暗示或直接明示，久而久之，他因此受到李的影响是有的。李在自传中回忆，“当有一回小波主动买了一根指头粗细的绳子回家时，我还是感到意外惊喜，因为这说明虐恋已经真正进入了他的欲望结构。”王小波后来的作品《东宫·西宫》、《黑铁时代》等，虐恋意味的描写越来越重，不能不说与李银河的影响直接相关。
而李银河本人对虐恋的研究，也促使李又来到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的主要课题就是虐恋。她在自传里剖析，“如果不喜欢这种特别有趣的性活动及其反映的观点，我也不会选择这个题目。”她后来写了几部关于虐恋的小说，并在序言中写道，“我一生囿于书斋，著作等身，但是真正全情投入的只有《虐恋亚文化》一书。”
但虐恋及其性行为，也被指为变态。李银河曾经历过自我怀疑，“有时会自我检讨，我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性？”但李最终还是接受了自己对虐恋的爱好，李认为，“我觉得自己性格中有一种极端的气质，否则不会喜欢虐恋，因为虐恋就相当极端。我的极端气质表现在喜欢的东西，要么是最好的，要么是最坏的，受不了平庸的。”
现在的李银河，生活较为安逸，她在退休之后，上午写作，下午读书，晚上看电影，基本上成天宅在家里。她告诉记者：“余生将用于写作，主要是有关于虐恋的内容，这是我一生绕不过去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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