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汤显祖的梦与情
梦
因情生梦，因梦生戏
《牡丹亭》的故事，因梦而始。太守之女，爱踏春阳。适逢春日，小姐进得园中，见姹紫嫣红开遍，感怀自己生得花容月貌，却“三春好处无人见”。遂而生梦。梦里遇到一书生折柳，是其三世婚配。游园归来，郁郁难言，至情伤而亡。后化为魂魄，与书生续未竟之情缘，最终还魂，结为连理。便是“杜丽娘慕色还魂”。
“临川四梦”，皆以梦说事。梦是从何而来的呢？汤显祖在《复甘义麓》中，谈《南柯记》和《邯郸记》：“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梦”是路径，“情”是中心。在《紫钗记》中，梦的作用较为简单，其余三部，梦的意义，都很重大。
汤显祖的难题是：如何赋予“情”以绝对的价值，同时又不破坏社会与自我的平衡？于是，他造出了“梦”。
《牡丹亭》中，“梦”是一个制造出来的自在时空。在这个空间里，杜丽娘的所作所为，可以脱离于寻常礼法之外，不受到社会的苛责。其慕色而亡之后，花神恳请判官宽恕杜丽娘的鬼魂，如是辩解：“此女犯乃梦中之罪，如晓风残月。”
“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席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尽管汤显祖如此明确地宣告，《牡丹亭》一剧，并非男欢女爱的才子佳人戏，但400年来舞台演出中，多数还是将之当作才子佳人的爱情戏来演，至多，不过以爱情为矛，反抗世俗，追求婚姻自由而已。
《牡丹亭记题词》中，有著名的一段话：“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世间女子如杜丽娘者，因情而死，又因情而生，才可被称作为“有情人”，是至情至性之人。
为了追逐心中之情，丽娘入梦。在“梦”这个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特殊状态里，她的“生欲”，被彻底地释放出来，得以展现充沛和完整的生命状态。在其变为鬼之后，享受梦一般的存在之时，她显得尤为大胆。待她还魂之后，她又复变为那个读圣人书的太守之女，与普通妇人无二。
梦境之中，“离魂”的杜丽娘，出离于形骸之外。夏志清言：“丽娘的梦，是一个无时间性的世界，在这世界中，爱是唯一的真实。”这把游走在梦之中的魂魄，怀有一腔热情，不受时间、生命和死亡的拘束。而爱情之永恒，亦存在于这梦的时空里，一旦它正常化，有了实质性的形体，永恒便难以为继。
梦境之外，时间依然具有绝对的掌控权。戏曲后部的杜、柳，不过一对寻常夫妻，女人托心于相夫教子，男人期冀于仕途显扬。汤显祖所言那个，至情至性的杜女丽娘，在其走出梦境、俗世还魂的那一刻，便被时间收回了。
较之《牡丹亭》与《紫钗记》，《南柯记》与《邯郸记》对于爱情的态度，有所变化，从“求”变为了“放”。美国学者夏志清用汤显祖时间观念的变化，来解释这个差别。在他看来，后两部戏中，汤显祖是以“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人之处境，发现了爱情与他人价值的欠缺。所谓永恒，即无穷无尽的时间，在无限面前，人的意识无能为力。
《南柯记》改自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讲名为淳于棼的官员，嗜酒发梦。在梦中，淳于棼被邀进蚁国，与公主瑶芳成婚，任南柯郡守。他治理有方，拒敌有功，颇有政才。然而，其妻亡后，淳于棼为大臣陷害，称其为“异族”，劝回人间。醒来后，淳于棼寻找槐安国所在，却发现，原只是院中槐树下的小小蚁穴。其妻馈之金钗金盒，不过槐枝与槐夹，他瞬间梦醒。
《邯郸记》同样写梦，改编自《枕中记》。卢生途经邯郸，遇道士吕翁。道士赠瓷枕一个，言枕之，便可心想事成。卢生枕之入梦，经历富贵荣华，醒时身边荒凉米饭未熟。醒来大彻大悟，感到人生不过恍然一梦：“似黄粱，浮生稊米，都付与锅滚汤。”冯梦龙对《邯郸记》推崇备至，认其为“四梦”第一。“因情入道，即幻悟真，阅之令凡夫俗子有厌薄尘埃之想。”
好友孙如法写信给汤显祖，说此二梦是“以梦破梦”。汤却不同意，他回信说：“儿女之梦难除，尼父所以拜嘉鱼，大人所以占维熊也。”
在汤显祖那里，梦始终是一个与“真实世界”相对应的时空。《南柯记》里说，“梦了为觉，情了为佛”。在《邯郸记》中，汤又写：“梦死可醒，真死何及。岸谷沧桑，亦即常醒之物耶。第概云如梦，则醒复何存。”一切有如庄周梦蝶，是梦是醒，难以言说。
世
“我为蝼蚁，蝼蚁为我”
汤显祖身历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在其生活之时，明已“世入乱萌”，江河日下。人言：“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矣。”意指朱明王朝已如破瓜一般，内忧外患，随时可覆。在其少时，即有文名，首辅张居正闻其名，欲招之提携张家诸子，婉拒，导致春试落第。万历十一年（1583），汤显祖34岁，方赐进士。此前一年，张居正去世。
自34岁中进士，汤显祖前15年宦海沉浮，后18年看破官场。汤历任南京太守寺博士、礼部主事。其转折点，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弃官。
作为一个传统的读书人，汤显祖曾经有着积极的政治抱负，幻想圣君贤相，一展所长，却因刚正不阿，情节清直，仕途偃蹇。万历十九年（1591），他上疏《论辅臣科臣疏》，弹劾首辅申时行，并将矛头直指当朝天子。此举震惊朝野。
这是汤显祖政治生涯中闪亮的一笔，也令他贬官降职，为广东徐闻典史。此后，改派浙江遂昌，做了一个小小的知县。遂昌为官时期，汤显祖仍想借一县之地，以为清明政治之实验，也以失败告终。此时，50年人生经历，15年宦海沉浮，令其看透官场险恶、终于厌弃朝堂，去官还家。
然而，汤显祖不同于庄周与嵇康，他始终有“情”要抒发，要入世，要参史。他研读了宋史，曾经想过撰写明代历史人物评传，却被“奇僧”（或许是达观和尚）喝醒，断了念想。
在《答吕玉绳》中，他写道：“忽一奇僧唾弟曰：严、徐（阶）、高（拱）、张（居正），陈死人也，以笔缀之，如以帚聚尘。不如因任人间，自有作者。”和尚的话令汤显祖如梦初醒，终于没有“陈死人”，开始了戏曲创作。汤言，戏曲能“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这套理念，完全展现在了“临川四梦”之中。
“临川四梦”皆取材于唐宋故事。然而，汤显祖将之时代化了。“四梦”有真有幻，亦古亦今。它们都有着浪漫、神奇的外表，却又都是现实、真切的。汤显祖表面在写梦境、谈风月，其下却在抒发满腔郁愤，言其未竟之理想与追求。
在《答李乃始》中，汤显祖信云：“词家四种（临川四梦），里巷儿童之技。人知其乐，不知其悲。”
在汤显祖的时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四梦”是发愤之作，剧中寄托了作者的悲愤。王骥德在《曲律》中说汤显祖，“语动刺骨”。臧晋叔言：“临川传奇，好为伤世之语，亦如今士子作举业，往往入时事。”潘之恒看《牡丹亭》演出，“既感杜、柳之情，复服汤公为良史”。换言之，汤在传奇中，表现出了历史学家的胆识。
有意思的是，“临川四梦”的每一部剧中，都有对于战争的描写。《邯郸记》写唐朝与吐蕃的喝陇争斗；《南柯记》写大槐安国与檀萝国的战争；《紫钗记》写在大河西、小河西与吐蕃进行的战争；即使是人们印象里风月无边的《牡丹亭》，也免不了兵戎相见，插进一段南宋与大金的战争来。并且，这场战争的出现，并非为了推动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线。从中也可以看出，汤要抒发之“情”，远非男欢女爱所能言尽。
在《南柯记》中，南柯秀才高唱：“行乡约，制雅歌，家尊五轮人四科。俺因他切磋，他将俺琢磨。”如是这些，汤显祖都曾在为官时实行过。他在徐闻蛮乡主持“贵生书院”，在遂昌兴办“相圃书院”起到了一些成效，却最终也不是解决途径。
汤显祖治理遂昌五年，剔除弊政，消灭虎患，教育青年，口碑载道。在其到任之前，遂昌也“昼有公差，梦有盗警”。汤之为官刚柔并济。时而雷厉风行，“勒杀强盗十数人”；时而极重人情，可以做出除夕夜释囚回家、元宵节纵囚观灯的举动来。在他离开遂昌之时，民吏挽留，建祠纪念。查阅《遂昌县志》，在“名宦祠”祭祀的22名宦中，汤显祖是名望最高的一个。《牡丹亭》与《南柯记》描写的许多故事，正是汤显祖本人的经历。
《牡丹亭》里杜丽娘之父杜宝，任南安府清乐乡太守。其治理之下的清乐乡，宛若陶渊明笔下的武陵人仙境：“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月明无犬吠黄花，雨过有人耕绿野，村村雨露植桑麻。农夫、牧童、采桑妇、采茶女，各个欢歌乐舞，嬉笑开怀。
此等清明喜乐的景象，也出现在《南柯记》里。在《风谣》一出中，描写淳于棼治理的南柯郡：“何止苟美苟完，且是兴仁兴让。”南柯百姓高唱《孝白歌》，是汤显祖未能实践的政治蓝图：“征徭薄，米谷多，官民易亲风景和，老的醉颜酡，后生鼓腹歌。”
当我们联系其此时的社会现实，会在舞台上的一片莺歌燕语中，嗅出苦涩的意味来。万历时期，赋税最重。万历二十四年（1596），政府开始征收税矿，宦官充任的矿监税使遍布天下。“三辅嗷嗷，民不聊生。”遂昌地方多金、银之矿，无法应付即将到来的矿监税使，也是汤显祖弃官的重要原因之一。
汤显祖知道，自己的理想已经无法实现，所以辞官回家，退隐归田。然而满目疮痍，总是意难平，于是以文为器，在戏曲传奇里实验的政治理想和改良实践。这是对现实的反抗，也是对后来人的激勉。在《示赵滕侯》中，汤显祖写道：“俯迹自沾衣，驱车从此去。勉矣后来人，当知心所悟。”
这是汤显祖写给其官场生涯的告别之词。
情
“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汤之同代人王思任，对“临川四梦”做评论说：“《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王思任在这篇叙中还说，“四梦”之中，“得意处惟在《牡丹》”。他对其中着意表情之旨又做点评，“若士以为情不可论理，死不足以尽情”。由此可见，王思任是深知汤显祖的。
汤之哲学，一言蔽之，唯情而已。汤显祖并非哲学家，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思想，体现在戏剧作品和书信、杂著之中。
较之男女之情，汤显祖的“情”，要深广得多，也丰富得多。有意思的是，西方学者在谈论汤之“情”的时候，用到的词是更为现代的“爱情”。夏志清说“四梦”，认为前“两梦”中，汤显祖对于时间与永恒的概念，相对淡薄，因此，主人公可以融入时间，专注爱情，在情爱的狂喜之中忘却时间。西方人所说的“爱情”，是男女之情，与我们传统里所说的“情”，不是全然相同的概念。
王国维说宋元戏曲，“唯自然而已”。亦可借来看待汤显祖。《牡丹亭》里《游园》一出，丫鬟春香称赞小姐的衣裳头面，说“今日穿插得好”。杜丽娘却偏不领情，答唱道：“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这话用来形容汤显祖的“情”，却是恰到好处。
人的天性，汤显祖称之为“赤子之心”或“直心”。他认为，人们如果能“直心”而为，就可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直心是道场。道人成道，全一片心尔。”
不逆于心，不矫于情，不粉饰，不虚掩，顺乎人性的天然，就是真性真情。令人饥得食，渴得饮，病得医，春思昏昏得婚媾，就是顺情而为。其本质，不过一个“真”字，是“赤子之心”。济慈说：“真即是美，美即是真。”在汤这里，“真即是情，情即是真”。抛了“真”而谈“情”，皆是形骸之论。梦中之情，未必非真；梦外之人，未必不是身处梦中。人蚁何殊？南柯无二。
“情”与“理”的关系，是宋以来理学家讨论的重要问题。在理学家那里，“情”是作为“理”的对立面出现的，“理”是在“纯善”、是“天理”；情是“恶，”是“人欲”。“理”应该制“情”，“存天理、灭人欲”。换言之，“理”中所没有的，就是不应该存在的，要“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汤显祖则与之不同。他反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那些说“理中必无”便“必无”的人，可知“情之必有”是真实存在的呢？
相较于“从一而终”的“情之正”，汤显祖更热衷放笔于自然流露的“情之至”——这一点，在《南柯记》里面体现得也很明显。淳于棼入梦，皆因“痴情妄起”，这中间有情，也有欲。觉醒之后，淳于棼回顾梦中一生，便栖心道门，弃绝酒色，因“有情”，入“无情”。
这无情中有着深切的悲情。在《寻窹》一出中，淳于棼发现梦中蚁国，实为蚁穴，惆怅若失。然而，他希望以虔诚的佛心，助亡妻和蝼蚁国百姓升天，甘愿受那焚指为香之苦。“尽吾生有尽供无尽，但普度得无情似有情。”《南柯记》最后，淳于棼立地成佛，合手不语。
清学者沈际飞，为《南柯记》所做题词，颇为有理：“淳于未醒，无情而之有情也；淳于既醒，有情而之无情也。惟情至，可以造立世界；惟情尽，可以不坏虚空。而要非情至之人，未堪语乎情尽也。世人觉中假，故不情；淳于梦中真，故钟情。即槐国蝼蚁，各有深情，同生仞利，岂偶然哉？”
《牡丹亭》中，汤显祖似乎在放大“情，理之必无也”。杜丽娘春思梦遇，寻梦而亡，死后魂魄未散，以女鬼之身自荐枕席；柳梦梅因画生情，与杜丽娘的魂魄无媒自合、婚走野店……凡此种种，生而死、死而生的真情，都是“理之必无”的“人欲”。此处，汤显祖有意地在“以情抗理”。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杜丽娘：敢想、敢爱、敢生、敢死，敢于过真正的人的生活。
戏因梦成，梦因情成。汤不认可“理”或“性”（天命之性）是为纯善。“性无善恶，情有一之。”善与恶，皆是“情”中所固有的，是实际存在的客观真实。因此，善恶之情都应该自然地表现出来。人在善恶之中，能分辨取舍，为善去恶。“情”既有善有恶，那戏中也该有“极善极恶”。汤显祖认为，通过戏剧对各种善恶形象的表现，“无情者可使之有情，无声者使之有声”。
戏剧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效果？“岂非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也哉！”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这是非常“尽人欲”的说法。
写作上，汤显祖强调直抒心情，反对盲目的模拟古人和墨守成规。他关注文章的“灵性”，强调自然，反对模拟。在《合奇序》中，他说：“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奇奇怪怪，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
“自然灵气”听来玄虚。汤在《序丘毛伯考》里作解：“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知。”一言蔽之，便是：“性乎天机，情乎物际。”
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中，谈及“四梦”中的“客观之主人”和“主观之主人”。就表面而言，“四梦”的主人，是为杜女（杜丽娘）、霍郡主（霍小玉）、卢生与淳于棼。深知文义的人，会从四人身上延伸开去，看到鬼、侠、仙、佛。然则，此四人仅为曲中之主，而非作者意中之主。汤显祖意嘱的“四梦”之主人是谁？——判官、黄衫客、吕翁和契玄。
何以言之？就戏而言，杜女（杜丽娘）、霍郡主（霍小玉）、卢生与淳于棼也好；鬼、侠、仙、佛也罢，皆为场中之傀儡，受人操纵行事。而后四人：判官、黄衫客、吕翁和契玄，才是提掇线索之人。就梦而言，前四人为梦中之人，后四人为梦外之人。“鬼、侠、仙、佛”为“曲中之意”，丽娘、小玉等，仅为客观之主人；而主观之主人，还属判官等人。他们所做判词，是作者对于人物的判定，类似命运之力。此处，显示了汤显祖超出别家的才情。
在“情”与“理”的关系上，汤显祖始终未能彻底解决，这给他带来了痛苦。在给达观的信中，汤感到自己为“情”牵绕，无法摆脱，却又无能无力，“世界身器，且奈之何？”在《续栖贤莲社求友文》中，汤写道：“应须绝想人间，澄情觉路，非西方莲社莫吾于归矣。”言辞间仿佛有遁入空门之意。晚年，汤意欲隐居庐山，与友人结社修禅，却因其母病，未能成行。
万历四十三年（1616），汤显祖听闻17岁的娄江女子俞二娘，因痴爱《牡丹亭》，愤惋而终。错愕之余，感到“情之与人甚哉”，作诗哭之：“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这是他死去前一年。
次年夏，汤显祖辞世，年终67岁。时万历四十四年（1617），距今400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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