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衣着 那些女政治家们……
不论在哪个舞台，人们对于女性穿衣永远比对男性穿衣关心。
“权力衣着”
回顾已经过半的2016年，我们发现，各国政府的重要岗位上，都出现了许多女性的身影。在缅甸，昂山素季出任新一任政府的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在英国，人们迎来了撒切尔之后的又一位女首相特雷莎·梅。不久前的7月31日，小池百合子确定当选为东京都知事，成为首位出任此职的女性。就在小池当选的前两个星期，英、德的两位女性领导人特雷莎·梅和安格拉·默克尔进行了首次会见。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远到2017年，或许能窥探到更多趋势：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有望加入特雷莎·梅与默克尔的队伍，成为又一位女性领导人；而新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12名竞选人中，女性占了半壁江山。换言之，在明年，联合国很可能将迎来首位女性秘书长。根据美国《政治杂志》网站的统计，到2017年1月，全世界可能将有20个国家由女性领导。在未来一年，我们将会在各个领域看到更多的女领导。
一切在告诉我们，女性的“权力衣着”又要回归了。
“权力衣着”，顾名思义，是一种围绕“权力”的穿衣方式。它彰显权力，同时也期望以此获得权力。其中心思想是一句话：为成功而穿衣。作为一种明确指导女性怎样在工作中表现自我的女性话语，“权力衣着”最初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美国。这种着装方法，针对的是此时崛起的“职业妇女”阶层，她们希望展示与众不同的“女性气质”。
“权力衣着”的重点，在于控制“性感”，获得“权威”、尊敬和权力。其结果，是在“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之间划出了一道细细的分割带。上世纪70年代中期，人们认识到，穿衣对于男性成功至关重要。
到了80年代，女权运动如火如荼。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权力衣着”自然而然地被职场女性继承和沿用，成为这个时代的时装标志。
女强人的穿着，几乎统一成了某种特定的“制服”。这样的风格随处可见，好似一种模板：海军蓝套装、女短衫再加上女性化的饰物，比如丝巾和项链。对于职业女性，这样的打扮时髦而保险——即使是戴安娜王妃，在某些场合里，也会采用这样的着装。而这种风格的最佳代表，无疑是英国女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
着装与权力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微妙关系？让我们来看看而今“欧洲最有权势”的女性之一，德国总理默克尔。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默克尔被人们当作时尚反面教材讨论。她也坦言说：“从没有迷恋过所谓‘时尚’。”
这位德国铁娘子继承了日耳曼人的严谨，也继承了他们的朴素。担任总理前，媒体曾经给予她一个不太动听的绰号：“德国灰老鼠。”这是因为，女强人默克尔总是一身灰色套装，很少穿裙子。德国《星期日画报》对她的“蘑菇头”发型表示不满：“脖子周围竟然光秃秃的、不留头发，令人生惧。”
刚刚成为总理的默克尔，看来没有太大变化，依然是去女性化的——长裤、平底鞋和纽扣外套。因场合和季节的差异，她会在颜色上做些变化：红色、白色、绿色、黑色、紫红色……还是纯色系，没有蕾丝、花边，或任何女性化的装饰。这种笃定的朴实，令同为德国人的“时尚大帝”卡尔·拉格斐也忍不住开口：“她的穿衣特色还不错，但剪裁需要更精致。她应该在衬衫外面穿上一件解开纽扣的外套，搭配一条剪裁更为得体的长裤。这有助于她活动自如。”
实际上，默克尔女士并非完全无视外界指责，只是，她的处理方式是循序渐进的，没有在一夜之间完成“变身”——对于政治人物，急剧的形象变化，很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过度的视觉冲击，没准儿就是政治笑话。默克尔的改变从严肃的灰套装开始，慢慢地在颜色上丰富，同时注重剪裁与用料。她标志性的“蘑菇头”，也在发生细微的变化，时而弯曲，时而蓬松一些。这一切的幕后推手，是其个人形象设计师、时装设计师安娜·冯·格里斯海娜。
默克尔做得最好的一点，恰恰是没有过度女性化。她的穿衣哲学是：“以不变应万变。”雷打不动的V领西装套装，区别只在颜色上。曾有一位荷兰艺术家用默克尔的西装拼出一张色卡，颜色多达90种。
在关于“权力衣着”的经典书籍《女人：为成功而着衣》中，作者莫洛伊就指出了一系列可行性意见，教导在职场上与男性拼个你死我活的女人们如何穿衣打扮。女强人要在职场上出人头地，需要树立权威，有两类穿着会消解这种权威：一类是太像“女秘书”，这会限制其职业性；另一类，则是太性感。
换言之，要树立权威，在穿衣上，一定要“消解性感”。具体该怎么穿呢？这位男性作者是这么建议的：在维持“女性气质”的同时，必须抵制潜在的色情和“客体化”问题。因此，有些着装是要避免的，比如那些“容易将注意力转移到胸部”的服装。
在这个方面，默克尔有过难忘的失败经历。在一次晚会上，她曾经身穿一件宝蓝色的低胸礼服亮相，令所有人震惊。第二天，其照片飞上全世界小报的头版头条，成为世界人民的八卦谈资。这袭低胸礼服的装扮，被刻薄的英国媒体打趣为展现了“大规模分散注意力武器”。毫无疑问，这是默克尔着装生涯中难忘的一次，此后，再也没有见她尝试过此类大胆打扮。
与德国紧紧相邻的丹麦，也曾经有一位令人瞩目的女首相：赫勒·托宁―施密特。这位丹麦历史上的第一个女首相，着装风格与默克尔、希拉里们大相径庭。至今，人们还记得她4年前的巴黎故事：当时，托宁―施密特从车内迈下来，鞋子落在地上，露出一条美腿。这惊鸿一瞥的一幕，被欧洲媒体认作暗含动机，有意为之。
这位丹麦前首相有个响亮的绰号，叫作“古驰赫勒”（Gucci Helle）。这是因为，托宁―施密特不仅作风干练，而且容貌出众，喜好名牌高跟鞋和名牌皮包——尤其是红色的古驰包。为了改变“物质女”形象，托宁―施密特在竞选前参加电视节目时，也曾经特意将一头金发束起、淡妆出镜。她甚至放弃了私家车，却依然放不下钟爱的名牌手袋。
相比男政要清一色的西装，女政要多姿多彩的穿衣风格帮助她们脱颖而出，吸引到媒体的关注。与各种政治传闻不同，这些不痛不痒的饭后谈资，通常是令人愉悦的。这令这些女强人们认识到穿衣的重要性。在这个方向，南美人显得比较坦率。巴西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尽管政治上遭人苛责，但其干净利索的穿衣风格，却令人印象深刻。而阿根廷的首位民选女总统克里斯蒂娜，出访时总是携带美容师，一天要更换4套衣服。
政治家在很早以前便发现了时尚对于政治的积极作用，只是在许多时候，他们的处理方式比较生硬。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出现过“尼克松”与“汉弗莱”裙子。这两条迷你裙出现在1968年前后，裙子是纸质的，波普风设计，透着未来主义色彩。尼克松与休伯特·汉弗莱的支持者穿着它，仿佛穿着一张流动海报。然而，与印满竞选宣言的海报一样，它们也逃不过用过一次便被随手扔掉的命运。
今年，人们看到了似曾相识的场景。在纽约时装周上，安娜·温图尔（Anna Wintour）穿上了马可·雅克布（Marc Jacobs）设计的白色T恤，印花为希拉里的头像，颜色为美国国旗经典三色。此举带动了时尚圈的“希拉里热”。发布会后，设计师马可·雅克布穿着另一个版本的T恤亮相。而当红超模肯达尔·詹娜（Kendall Jenner），则在Instagram上当着4930万“粉丝”的面，秀出了自己的“希拉里战衣”。
政治角色
现代人在对外表与身份的解读中，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外表来了解他人，也希望自己能做到这一点，令他人了解；与此同时，我们又会心生疑窦，感到“外表是富有欺骗性的”。这种矛盾与纠结，并不会阻挡我们费尽心思修饰仪表。时尚与衣着，正是这种自我修饰的最佳工具。如果接受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刻意打扮，好比我们日常生活里的“政治文宣”。
福柯在讨论“自我的技术”的时候说过这个话题。他所关注的，是我们如何以特殊的方式，将自己打造成某种特定样态的人。不同的衣着，就是这个“自我的技术”中的一部分。然而，自我展示并非毫无限制，我们怎样展示身份，与我们作为特定人群、特定阶层和特定的社会地位相关。我们精心选择并穿上身的那些衣服，是我们从属的环境与自我意愿之间相互拉扯的结果，很多时候，它是一种妥协。
人们大约还记得，2011年，当希拉里还是国务卿的时候，她曾经对粉色情有独钟：“春天我想拎着Ferragamo粉色的包包，它多好看呐。拎着一个粉色的可爱包包，谁还会不开心呢？”这种“我行我素”的穿衣风格令人瞠目结舌。而今，在竞选总统的希拉里身上，你再也不会看到这样“傻白甜”的穿衣风格了——这得益于时装顾问帮助她做的角色调整。
对于政治人物，着装从来不是简单的“自我风格的呈现”。在“呈现自我”之前，他们首先要完成社会赋予的角色塑造。在这一点上，男女无别。法国总统奥朗德经历过一次“眼镜风波”。是时，他更换了一副新眼镜，来自丹麦王室御用眼镜品牌林德伯格（Lindberg），价值1300美元（约合8005元人民币），被法国民众骂得狗血喷头。口口声声支持民族工业的奥朗德，却在法国经济疲软之时，花大价钱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在民众眼中，这副眼镜代表了“叛国”和“虚伪”。
与权力擦肩的女性着装，比男性更为复杂。一方面，她们要在穿着上兼顾“权力着装”和“女性魅力”；另一方面，还得精心挑选品牌。有一些规则是必须遵守的，比如，支持本国设计和品牌；另一方面，穿出好品位的同时，还不能给人造成铺张浪费、大手大脚的印象。
这其中有着微妙的平衡，通常的做法是混搭。因此，我们在凯特王妃身上看到了亚历山大·麦克奎恩和ASOS，在米歇尔·奥巴马那里发现了Jason Wu和J Crew，在西班牙王妃莱蒂齐亚那里认出了Oscar De La Renda和Massimo Dutti。
时尚在政治中的“破冰”作用，在女性那里运用得更好，这也是为什么“第一夫人”风尚会得以流行，从杰奎琳·肯尼迪、格蕾丝·凯莉到戴安娜，再到米歇尔·奥巴马、凯特王妃……权力一直在给大众输送时尚偶像，尽管她们一直在完成“角色扮演”。电影《摩洛哥王妃》里有一段话，是凯莉王妃的好友兼顾问对她说的，大意是：先想好成为什么样的角色，再将不足之处补全，这样你就可以获得爱戴。
有时候，政治本身也会成为时尚元素，比如凯瑟琳·玛兰蒂诺（Catherine Malandrino）著名的“国旗裙”（Flag Dress）。2001年春，这位法国设计师在美国推出了这条裙子，希望印着美国国旗图案的真丝裙子，能代表她“梦中所见的那个美国”。这年秋天，“9·11事件”发生了，这条裙子迅速成为承载民族情感的物件，许多人争相穿着。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人们又在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与海蒂·克拉姆（Heidi Klum）身上发现了这条裙子。
同样赢得人心的还有民族服装。经常因为穿衣登上头条的泰国前总理英拉，喜欢展示五颜六色的泰国丝绸服装。在德国《图片报》盘点出的全球最具穿衣风格女政要里，她排在首位。
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为了表示对祖国的热爱，总是穿着五彩斑斓的非洲民族服饰。昂山素季一袭传统的缅甸裹裙，更是打动了无数人的心。
无论何时，低调总能获得好感。韩国总统朴槿惠，常穿一双褐色皮鞋，是百货商店里很久以前就下架的“Elegance”。据称，这双皮鞋修修补补穿了10年。在大选拉票时，她穿的“FILA”羽绒服，价值13万至19万韩元（人民币1000元左右）。
朴槿惠朴素的穿衣风格受到了韩国民众的认可。韩国盖洛普一项《关于总统时尚认识》的调查显示，67%的受访者认为朴槿惠很会穿衣。当问到“朴槿惠的衣着是否增加韩国的正面形象”时，72%的受访者认为对韩国形象有加分作用，仅5%的人回答没有。
女性话语
直到现在，我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权力着装”依然记忆犹新。那时的流行，是“为成功而装扮”，几乎所有女人都想打扮成女强人。最为时髦的装扮，是象征权势的套装，即女政客和女总裁们的共同制服。这些主宰世界的女性们的标准打扮是两个字——“高”与“大”：套装、高跟船鞋、高耸发式、巨型假珠宝……因此，当我看见特蕾莎·梅的套装、高跟鞋和夸张项链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那个时代。
然而，有一样是特蕾莎·梅、希拉里、默克尔都没有，却极富意味的元素：宽阔的垫肩。
保罗·福塞尔说，肩膀一直是男性自尊的表演舞台。这话十分在理。世界各地的军服，无一例外地给予了肩膀特别关注。由此可见，发育良好的宽阔肩膀对于男性的自豪感有积极效应。或许是学美术出身，希特勒对于肩膀有着执念，并将肩膀作为男性美的特殊标志。据称，德国纳粹最早挑选党卫军时，主要依据是18世纪德国艺术史学家温克尔曼所确立的完美男性体型模式——迷人的倒三角。
女性却与男性不同。相较于男性，女性更为突出的部位是臀部。理想的男性肩膀，通常比臀部宽一倍。而女性的肩膀，却通常比臀部狭窄。这一点，在日常的男女装设计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孩童也非常清楚两者之间的区别，他们会倾向于坐在男性的肩上，而骑在女性的臀部上。这是十分自然的区别。
战争使得女性着装变得功能性起来。上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款“铆工罗西”（Rosie the Riveter）式工厂做旧连衣裤。“铆工罗西”是此时的社会偶像，激励女性同胞努力工作。人们心目中的“铆工罗西”是霍华德·米勒（J.Howard Miller）1942年海报里的样子：挽起袖子，露出肌肉遒劲的胳膊，说：“我们能做到！”（We Can Do It！）。实际上，米勒海报里的模特并不是女英雄罗西，而是17岁的工厂女工杰拉尔丁·道尔（Geraldine Doyle）。
“二战”期间，军人形象占主导地位，服装设计师也只得顺应潮流，将女士服装的肩膀放宽。对此，他们是不满的，克里斯蒂安·迪奥就曾经无奈地说，这是“女装肩部像箱子一样方正的时代”。因此，战争一结束，设计师们马上又回到了“更为自然”的风格上来。然而，“新风貌”被指责成要将女性重新关进家庭小天地，因为它的表面显然是“女性的”。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有趣的现象，女性服装一旦要开始显示力量和权势，首先想到的，通常是放大肩部。这是一种“改变性别”的心理。然而，在如今的“权力女性”那里，这种风格改变了。我们看到，位高权重的女性们，不仅穿得富有“权力”，而且富有“女性”气质。
在80年代的著名作品《女人：为成功而着衣》中，作者给女性一些着装建议，包括：避免女性味十足的印花图案和过于女人味的颜色，如橙色和粉红色，这对于女性权威起到了消解作用。长裤也在黑名单里。
“在女性占主导的工作场所，这样或许可行。然而，如果要和男人共事的话，你就是在让自己冒险。”因为，很显然，“男人不喜欢和穿长裤的女人谈买卖”。
当我们拿这些建议与而今权力女性的着装对比观看，会发现她们穿着的每一套衣服，都在打破这些规则。比如，她们几乎都拥有红色和橙色的单品，并且，还不止一件；她们还几乎都热爱长裤，穿着它们与所有男性共事；她们中还有人热爱印花，甚至是动物纹。在她们那里，“权力穿衣”不再是从另一个性别那里窃取力量，而是展示自身原本具有的独特力量。
一个世纪前的1916年，美国诞生了第一位国会女议员：珍妮特·兰金。在她进入政府机构之前，社会对于妇女参政一直存在偏见。妇女们奉行亚里士多德的格言，认为政治是“不道德却有权势”的男人、为了更高的道德目标不懈努力的场所。对于心灵纯洁的妇女，她们的庇护所是家庭。在当时，兰金的当选是里程碑式的。
然而，大众媒体对于首位女议员的个人生活，比她的政治潜能更感兴趣。《国家》杂志描述她的外表，说她“从上到下都是一个典型的女人”；还特别注意了她头发的颜色和发型，鼻子、下巴、娇小的身材和得体的服装。她穿着的V字领形和蕾丝滚边，与男人们穿的“浆洗整平麻布边”截然不同。
一个令女权主义者颇为尴尬的情况是，不论站在哪个舞台上，人们永远对女性的穿衣比对男性关心。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许多世纪以来，女性总是与反复无常、变化多端联系在一起，这恰恰是时尚的特色。当人们将女性与服装、与消费联系在一起时，总会想到许多隐喻。除了“女人善变”，还有“物化的女性”。无论多么朴实无华、多么端庄的着装，也不能抹掉女性身体里潜在的性感。
最后说一个颇为吊诡的历史插曲。在社会对罗西式女英雄推崇备至的时候，军队里的女兵制服却越来越时髦。1942年，美国海军W.A.V.E.S.（Women Accepted for Volunteer Emergency Service）部门的女兵穿着的一款蓝色羊毛制服，来自高级时装品牌曼波彻（Mainbocher）。曼波彻诞生于1929年，以精致的无肩带晚礼服闻名。其留名时装史的一笔，在辛普森夫人那里——与温莎公爵结婚时，她穿的正是曼波彻。
文 何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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