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的艺术大展能否持续地作用于一座城市？
——专访第12届卡塞尔文献展策展人、首届苏州文献展外方策展人罗格·博格尔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苏州文献展是希望呈现一场苏州与世界的对话吗？
博格尔：这次的展览主题并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因为张晴是苏州人，他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在研究过程中，看到了很多被遮蔽的价值。我与他一直是要好的朋友，也一直在寻找合作的机会。确定这个展览主题之后，我来过苏州好几次，我对苏州这座城市的观察，完全是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最终我们希望这个展览走向两个方向：第一是连接现代和过去，第二是连接中国和外国。那么，也就构成了你所说的对话。
三联生活周刊：在展览中怎么把控这种对话关系？因为这是一个城市和整个世界的对话，在体量上肯定不对等。
博格尔：苏州这个城市非常独特，包括它的气候、饮食和城市景观。比如我在朴园工作时，每天看到的日落，是在一座民国园林映衬下的日落，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类似于这种细节，我希望观众也可以在参观时感受到。这些感官性的体验会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也是这样的一个展览必须在苏州且只能在苏州的原因，这是一种在观看艺术作品之外的体验。
对苏州而言，这次的艺术展其实是打开一扇窗。它会提供观看苏州的另一个维度，同时也给苏州去接受这个世界的机会。我们邀请了20位外国当代艺术家，其中很多人的参展作品是专门为苏州创作的，他们第一次来到苏州，感受这座城市，跟当地人打交道、买材料、布展。这些都是最直接的对话，艺术家们与老苏州人的交流会给他们的创作带来直观的感受。当地人对外地人的想法也有所了解，也许并不理解艺术家们究竟要做什么，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苏州的好奇和发问会构成这座城市在外人眼中的轮廓，这也帮助当地人更自省地来看待自己的家乡。这种细枝末节的相互联系组成了一张网，最终呈现在展览中的形态是非常多元的，甚至看不出苏州的痕迹，我们借苏州之名，探讨城市进程中的社会性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挑选艺术家的标准是什么？会特别考虑到中国观众的接受程度吗？
博格尔：并没有太明确的标准。我希望会有一些思想很活跃的艺术家到这里，这个陌生而有魅力的城市也许可以刺激他们的想法，他们的作品应该是与中国有共鸣的。玛雅·巴杰维克（Maja Bajevic）和韩锦安（Kyungah Ham）是我邀请的艺术家，他们一个来自东欧，一个来自韩国，作品都是以当地的纺织工艺为基础进行创作的，但他们使用的材料中有苏州的丝绸，也有各自民族中的布匹绸缎。但如果我不说，很难有人看出材料的来源，我希望这些作品之间的共鸣不止于介质上。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做过2007年第12届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人，在那一届文献展上，中国艺术家的比重超过往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中国当代艺术的？
博格尔：最早了解到中国当代艺术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那时我与一家越南的杂志社合作，开始关注到亚洲的前卫艺术，中国也在其中。对我来说，亚洲是陌生的，根深蒂固的神秘主义的东西始终存在，从这片土壤生长出的当代艺术也必然不同。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2004年，去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也就是中国最核心的几个城市。那年之后，我每年都会来中国，每一次都对中国当代艺术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在我看来，中文或者说汉字本身就是表现力极强的一种元素，它能体现个体，也能体现出在集体中的存在，或是作为介质本身的存在。不可否认，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艺术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们的表现力和可塑性都是很强的，当然也有很糟糕的。在他们的作品里，可以看到很前卫的。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国际上很多城市都有文献展或双/三年展，在你看来这种大型展览在当代艺术的格局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博格尔：自从第一届威尼斯双年展举办，100多年以来，全世界出现过大大小小两三百个双年展（或三年展）。像比较有影响力的哈瓦那双年展、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或是上海双年展，它们至今仍在有机地运转，说明这个城市还需要它。它们诞生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这座城市，城市需要当代艺术的介入，但又没有适合的场所来展示这些前卫文化，双年展恰好可以提供这样的平台。它的出现不需要什么由头，因而没有人会在意它的存在是否合理，是否与这座城市相互匹配。存在即合理，它存在的时候是这座城市认识世界的窗口，也是世界各地艺术家展现各自艺术的舞台，这个意义就足够了。
但从目前来看，这种模式已经濒临死亡了。对于很多城市来说，只是一时需要这种大展，办了几届，出于资金、政府、民众、艺术家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继续维持下去时，也就停了。虽然有点可惜，但并不是坏事。
三联生活周刊：就像你刚刚说的，这种双年展的模式已经进入疲软期，但是依然存在，而且现在的文献展和双年展从形式和内容上越来越趋同。在你看来，这两者应该保持怎样独立的面貌，或者说它们之间的界限应该在哪？
博格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文献展五年才举办一次，双年展两年就举办一次。这不是一个敷衍的回答，对于做展览的人来说，时间的差别意味着很多。五年一次意味着有四年的准备时间，这期间需要确定下一届的策展人、主题，五年内会发生很多事，时间可以在所有的社会热点中淘洗出最重要的话题，因此文献展的意义更多在于“总结”。五年对于一个艺术家自身的发展也可能引起质变，而两年的时间很难做到，因此也许有的艺术家连续参加两届文献展，可以呈现出自己阶段性的变化，这在两年一届的双年展中几乎不会出现。
间隔时间的差别可以带来文献展和双年展之间最本质的差别。如果抛开这个因素，我认为就只有好展览和坏展览的差别了。所谓好展览，是每一件作品都与主题发生关系，每一件作品都值得细究；而坏展览对于策展人来说实在是太容易实现了，打开电话簿，把自己认识的艺术家挨个联系一遍，一一邀请，再给展览扣个帽子，这样的坏展览会被内行一眼识破，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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