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编纂、传授与实践的统一体。全球史不应例外。在全球史编纂不断推进的同时，如何传授与实践全球史的视角和理念，或许也应获得学术界的重视与回应。在这一方面，日前出版的《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尝试的成果。作者以大英博物馆的展品为纽带，通过讲解一百个展品的创造史、发现史与研究史，完成了一次如其所愿的“诗意般的”全球史重构。这种写作方法颇有新意，为我们指出了国家博物馆如何成为全球史教育场所的一种路径。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进一步去理解国家博物馆自我理解转变的全球史背景，从个案角度来呈现国家博物馆进行全球史教育的可能性与方法，最后提出全球史学者介入博物馆等公域进行全球史教育的必要性。
博物馆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原本是可供学者进行研究的场所。此后则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空间，因为只有贵族才有可能拥有足够财力去收集、保管和鉴赏“珍宝室”，如德累斯顿的“绿穹顶”博物馆。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特别是国家博物馆）则转向公众教育，一般认为，其源头在一七五三年大英博物馆的成立—当时，宣布建立大英博物馆的《法案全书》宣称：“让所有好学而充满好奇心的人在某个时间，以某个态度，在某个规章制度下自由参观和查阅上述收藏。”
若以服务对象而论，国家博物馆的职能至今未变;但若以角色定位来看，国家博物馆作为“身份认同制造工厂”与“民族精神提升机构”的传统认识却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后果。
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全球化进程曾推动欧洲人通过博物馆途径来建构一种最初的全球史观。一方面，正是欧洲国家的全球扩张，才有可能使这么多文明成果涌向伦敦，大英博物馆最初的埃及古物部、古代近东部、希腊罗马部多为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对他国加以掠夺后的产物;另一方面，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在满足人们求知欲的同时，也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比较视野，这为同时代启蒙思想的兴起准备了知识条件。有论者指出：“‘启蒙’与博物馆，就这样以‘人类理性’的发展为根基，相互发生作用。”
不过，很快，这种全球史观在西方崛起的背景中不仅被西方中心论所超越，而且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让位于民族国家观。在将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中，国家博物馆发展与民族国家塑造之间呈现出几乎同步的趋势。一八三八年的澳大利亚博物馆、一八五八年的埃及博物馆、一八五七年的日耳曼博物馆和一九二六年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均属此类。试以日耳曼博物馆为例。
日耳曼博物馆出现在德意志走向统一的进程中。一八四八年革命前，文学家格林兄弟、史学家兰克和布克哈特在法兰克福举行了一次学术会议，决定创建一个“日耳曼学”，以便研究德语地区的语言史。日耳曼博物馆也是在这一文化诉求的脉络中诞生的，其目的是保存“日耳曼文化空间”中的文化，呈现一种“展示德意志历史、文学和艺术的完整原始材料的、排列整齐的总目录”。日耳曼博物馆提出了“德意志民族的财富”这一口号，除了收集反映德意志历史上重要文化作品（例如它是德国境内收藏丢勒作品最多的博物馆）和民俗物品（家具、格林兄弟的工作间）外，还自觉地担当德意志统一进程的记录者，例如它收藏了一八四八年革命的众多遗物，特别是菲利普·范特（Philipp Veit）的著名画作《日耳曼尼亚》（Germania）、德意志联盟议会中的座椅等。它在帝国时期被视作德国艺术和文化的民族博物馆，更在不经意间为纳粹德国的种族宣传提供展品。
到二十世纪后半叶，随着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家博物馆日益面临叙事转型的挑战。一方面，民主化进程颠覆了以往宏大叙述的惯有逻辑，少数民族或边缘团体要求在历史记忆中占有更多份额;另一方面，大量移民不断改变民族构成，从而让国家博物馆习以为常的展览策略陷入危机之中。在欧洲，如何对国家/地区博物馆加以“欧洲化”，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重大课题。一些研究者尝试提出了把“欧洲认同”与“国家/地区身份”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如转换视角、与当下建立联系、推进社会包容。而在更多国家博物馆看来，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国家博物馆如何实现全球化？一些博物馆学者反对所谓“超越国家（民族）博物馆”的说法，因为“全球化、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往往是可以共建的。所以，一种“世界主义的博物馆学”（cosmopolitan museology）应该是对现存国家展品的“重访、重构与重释”。例如一个墨西哥博物馆便试图构建一种全球文化网络，以便让自己的展品获得“全球市民社会亚文化”的身份。
国家博物馆是收藏民族精品最多的地方。以民族精品来进行全球史教育，或有两种途径，以下分别以个案论之。
第一种方法是把单个藏品的创造、发现和研究的历史呈现给观众，从而拼贴出一幅全球交往的画面。
在大英博物馆中，有一具来自埃及底比斯的霍尼吉提夫木乃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发现全球交往的痕迹。
（一）木乃伊属于埃及，但对其材料的研究却重现了一个可以称得上“全球交往”的贸易网络：因为木乃伊的棺木表面所涂沥青来自死海，而这一地区在埃及的控制范围之外，只能通过贸易来获得。
（二）一八二五年，这具木乃伊被发现;十年后，它被运送到大英博物馆。为什么一件埃及的文物会来到伦敦？这自然又同殖民史这一全球史中的重大话题联系在一起。不过，就具体个案而言，这一木乃伊的流转也不是简单的被压迫与被掠夺的老故事，因为同时期的埃及并不仅仅呈现出弱者形象： 如最新的十九世纪全球史研究指出的那样，从一八○六年起，埃及在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的领导下，正处于建构所谓“次级性帝国”的时期。一八一三年，埃及军队占领红海东岸。此后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个政权已经把权力延伸到整个苏丹。与此同时，英国也在同一地区延伸势力，但其最终成功却迟至一八八二年。在这种背景中，霍尼吉提夫木乃伊的流转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为宽阔的全球史视野。
（三）对于霍尼吉提夫木乃伊的研究得益于科学发展的成果，如利用特殊扫描方式来进行不造成破损的检查。但研究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是呈现民族历史的辉煌？还是凸显“人类共同财富”的意识？最近几十年来，后一层表述越来越受到欢迎，正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肯尼亚环保主义者旺加里·马塔伊所言：“在我们逐步了解自己，互相欣赏，尤其是在了解我们共同起源的过程中，一定会慢慢丢掉过去的很多偏见。”
同样，在中国博物馆中，一幅名为《列宁宣布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油画也可以为全球史教育提供一个例证。它的作者是谢罗夫（Wladimir Alexandrowitsch Serow，1910-1968），创作于一九四七年，十年后由苏联政府赠予毛泽东。十月革命作为一件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事件，必定需要一种全球视野的观察与讲解。围绕这幅画的全球叙述或许可以体现在：
（一）同一作者曾经在三个历史时刻画过相同主题的历史事件，但内容却有所不同。一九四七年的这幅画有两大特征，一是对列宁形象进行了拔高处理（视角由下而上，光线处理），二是增添了斯大林的形象，并且体现出排序。一九五五年第二版收藏于莫斯科的国家历史博物馆中，上述两大特征都有所改变，列宁不再高高向上，光线也没有集中在他的身上，斯大林位置退后。一九六二年第三版收藏于莫斯科的Tretjakow展览厅，列宁的形象得到恢复，但斯大林的形象却被隐匿了。显然，这是“非斯大林化”的产物。从创作的角度来看，观众可以发现一种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线索，而这一线索曾经产生过全球性的影响力。
（二）在中国博物馆收藏的版本是一九四七年的画作，它一方面是中苏关系的证据，另一方面或许也为全球史学者提出了继续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赫鲁晓夫开启非斯大林化进程后的一九五七年，苏联仍然送一幅神化斯大林的画作给中国？此处的流传史涉及一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两国关系变迁史。
（三）对于这幅油画的研究，目前已被置于欧洲记忆的研究领域中。事实上，该画内容也已经成为二十世纪全球历史发展中不可遗忘的历史瞬间，即便它多少进行了一些加工和扭曲。从这一点出发，该画提供了有关十月革命的全球记忆比较研究的可能性。
第二种方法是建构不同空间内各种藏品之间的全球关联性。国家博物馆中的藏品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得到创造，又在或多或少相异的历史背景下得到保存，但在引导观众欣赏并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层面上，藏品之间的组合性与趋同性是值得全球史学者特别关注的。试以“启蒙艺术”和“世界地图”为例。
“启蒙艺术”曾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三家德国博物馆联合完成的一项展览项目，它体现了启蒙时代欧洲空间内各种相似主题的艺术作品之汇集，反映了启蒙观念在相同时空内的流转。不过，启蒙观念也对同时期中国艺术创造产生过影响，例如德国德累斯顿绿穹顶博物馆收藏着不少十七至十八世纪中国瓷器，它们体现了更大范围内的全球交往情况：
（一）它们是由中国陶工与西方画家共同完成的，反映了当时日益繁盛的全球性艺术品交往成果;
（二）事实上，这些瓷器在无意中成为启蒙观念（如“自然”）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媒介，今天的研究者发现：“启蒙运动所带来的西方近代文化丰富了中国古代瓷器的‘人文主义’的内涵，充实了清代手工艺品的精神基础。”
“世界地图”反映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生活在特定历史区域内的文明社会对自身和他者的一种认识。大英博物馆中的“巴比伦世界地图”（创作于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针对公元前九世纪）、奥地利国家图书馆中的“普丁格地图”（Tabula Peutingeriana，创作于公元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针对公元前一世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大明混一图”（创作于公元十四世纪末）没有出现在同一历史时空内，也未能保存在相同的博物馆中，但人们依然能够从全球史的角度发现一些现象：
（一）这些以描绘“世界”或“天下”为目标的地图，是以自身为中心的，共同反映了全球交往加速之前地区性文化的共同趋向。
（二）尽管如此，这些地图仍然有意识地去呈现本地区之外世界的场景，显示出人们对外部文明的好奇心。若把它们组合起来，则可以展示出截至当时为止全球性交往的大致形态。
全球史的发展对专业分工日益细致化的趋势提出了挑战，同样也会对历史学者在如博物馆这样的公共领域中之教育责任增加要求。与之相应，全球化时代的博物馆教育也越来越需要全球史学者的参与。如何通过视角转换与重新诠释的方式，发现当时当地的展品拥有全球意义，如何在接下来的全球史研究和教育中兼顾公众史学的需求，是历史学传授与实践使命的应有之义。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 [英]尼尔·麦格雷戈著，全三册，余燕译，北京新星出版社二○一四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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