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更自由扇动文学的翅膀（1）
刘心武与王蒙的年龄其实只差8岁，但1949年作为一个时间分界点，8岁，却构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刘心武1942年出生，上小学已经是新中国，算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青年。他上小学时，王蒙已经是年轻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干部了。王蒙与刘心武，因此出发点、兴趣点都截然不同。王蒙19岁已经写成了激情洋溢的《青春万岁》，刘心武60年代初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波澜不惊做了15年中学教师，才发表了《班主任》。
刘心武属“文革”后期开始创作的那批作家。在《班主任》之前，他先有一部写中学教师生活的长篇，也在朝内大街人民文学出版社改过两年稿。我认识他是在《班主任》发表后，大约是1977年冬天一个快下班的傍晚，那时他已经在北京出版社当编辑了。他来《人民文学》找老崔（崔道怡），那时老崔主管北京，是《班主任》的责任编辑。他脖子缩在围巾里，拎着提包，我印象中，他多少年都是这样一个脖子缩在围巾里笑眯眯的形象，眼睛小，笑而眯缝。老崔那时坐在小说组后门，门是不开的。刘心武就坐在老崔桌边，小声密集地絮语，对老崔很尊敬。
刘心武以《班主任》走入文坛，他的第一阶段创作，《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在伤痕文学兴起前，都敏锐提出了能引发拨乱反正共鸣的问题。这三篇小说，写得最好的是《班主任》，因为其中有他深厚的中学教师生活积累。《班主任》在1977年，不算一篇概念化的小说，它真实写出了“文革”培养出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孩子——走上街头滋事的小流氓宋宝琦与被现代迷信僵化的团支部书记谢惠敏，其实都是愚民政策导致知识缺失而头脑简单的畸形儿。在这两个典型形象基础上，“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在当时，才同时激起几代人的共鸣。
《班主任》后，第二篇《爱情的位置》发表在1978年8月创刊的第一期《十月》（当初还叫《十月文艺丛书》）上，提出的是从混淆的阶级感情中，恢复爱情位置的问题。比起《班主任》，它显然是“主题先行”——虽然给“爱情”这个名词正名是刘心武当时迫切的冲动，但故事基础只是一对青年在电车上的不断戏剧化相遇，他只提出爱情非物质生活为基础“找对象”的辨识问题，是否需要爱情的迷惘，最后是通过原型大约是杨沫的——历经革命的冯姨来安全解答的。那时《情爱论》还远未出版，还只能谈“革命爱情”，所以，冯姨也只是说，爱情是革命的一部分，爱情在革命中应有重要的位置。但在那个时代，能正名“爱情”，已是很大突破了。这在今天当然不可思议，但当时，部队作家徐怀中有一部叫《我们播种爱情》的小说，还是歌颂对祖国、对藏族人民之情的，都因称“爱情”而受批判呢。在极“左”思潮下，爱情被认为本属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
《醒来吧，弟弟》是1978年9月我因《人民文学》解决不了户口问题而到准备复刊的《中国青年》，向他约的稿子。那时他还住在柳荫街的平房里，他在北京十三中当老师时分的，很小的里外间，幽静。他爱人身体不好，屋里有浓浓煎药的味道。他是太典型的中学老师了，这是我第一次到他家的感觉——小小的书桌，特别整洁。他与你说话时，就含笑眯缝着眼看着你，时不时会温和地问“为什么呢？”完全是老师对学生的神态。他的稿子，字迹不潦草，但无棱角，是那种批改作业惯的，顺便就滚圆的字，涂改处就是个墨水圈。
我当初拿到他的稿子是激动的——它提出了“文革”带来最大的创伤是信仰危机问题，提出的问题正是当时刚复刊，以敏锐思想为己任的《中国青年》之所需。这篇小说很快就在编辑部到处叫好，发表在复刊后第二期《中国青年》上。《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胡耀邦选定的“本刊评论员”文章，就是李洪林的《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提出的就是领袖崇拜形成的现代迷信问题。这篇小说简直就是为《中国青年》量身定制的。小说中立足的一个细节，来自“文革”中有人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口皮肉上的传说。在它发表的人人声讨“文革”的1978年，没人质疑这细节的概念性。它强化了刚复刊的《中国青年》在当时破除现代迷信政治需求中的影响力。
在我的认识中，刘心武应该算一个时尚作家。70年代末他这三篇构成巨大影响的小说，都是敏锐觉察到社会脉动而适时提出了振聋发聩的问题。而在当时他的小说中，已经透露出他对各种时尚的兴趣。《爱情的位置》前，他在《北京文艺》发表过一篇很简单的小说叫《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主题就是，一个曾寄托于米黄色大衣的青年，终于意识到了有比大衣更为重要的事情。所谓米黄色大衣，是70年代时髦，街头有顺口溜：“匪不匪，看裤腿；狂不狂，看米黄。”而《爱情的位置》里那个追时髦的女孩，刘心武强调她的洋红拉毛围巾配宝蓝色呢外套；《醒来吧，弟弟》里代表时尚的那个朱瑞芹，刘心武强调她的“痰盂包”，也都是70年代时尚。自我认识刘心武，发觉他的外套、毛衣、围巾、包，都曾时时体现出时尚，起码80年代我熟悉他时是这样。他追求情调。王蒙也追求情调，但那是遥远50年代的，苏联的，再往前是俄罗斯，屠格涅夫或柴科夫斯基的。90年代初我创办《爱乐》杂志时，曾约王蒙写过一篇柴科夫斯基，他的标题叫《行板如歌》，没想到他对柴科夫斯基的理解那么专业。他说，柴科夫斯基最令人着迷的是他音乐中的摇曳感，他说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他写到了《意大利随想曲》，这曲子的动人之处就在它潮汐般的摇曳感。这给我印象太深了。刘心武呢？追随的是最新的潮流。
严格说，刘心武第一阶段的创作是以1979年在《人民文学》发表《我爱每一片绿叶》为结尾。这篇小说借有诗意的绿叶写人，提出的问题是，能不能给特殊个性落实政策——每人的个性都是一片绿叶。它又回到了他熟悉的教师生活，写出一个孤僻又扎实的教师形象。这篇小说有意思的是，悬而未决了人物关系的一点秘密：抽屉里珍藏的照片与那个中年妇女，潜台词是对每人隐私应有的保护。这在1979年真是了不起的意识了。这篇小说重要在于，它使刘心武在敏感社会脉动的优势中，又增加了对人的问题的关注。
《我爱每一片绿叶》刊登的时候，朱光潜的著名文章《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尚未发表，人道主义的讨论尚未开端，但刘心武的敏感已经帮他觉察到了风将起，这引发了他顺着这个方向，写出第一个中篇小说《如意》，超越了他自己的简单社会化写作。（未完待续）
文 朱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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