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拉维夫玩耍 在耶路撒冷祈祷
想哭的人去耶路撒冷，想笑的人来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
我对“异域”这两个字的感受，是从走出机舱，洒到眼睑上的第一束阳光开始的。在别处，比如欧洲与东亚的大部分地方，阳光不似这般炽热明亮。这是靠近赤道地区特有的灼人眼目的光亮，与之相伴的，是炎热干燥的空气。人的皮肤是最为直接的地域感知器，然后才是眼睛。
在特拉维夫的古里安机场，我的目光所及的第一幕“异域”，是写着“出口”的指示牌。指示牌非常简单，甚至是普通的，然而，它让我感到了一些快乐，也令我的旅途困顿减轻了不少——它是由希伯来文写成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活的”希伯来文，这种文字曾经一度“死去”，随着古犹太国的覆灭，希伯来文亦从人们的生活里消失，埋没于黄沙之中。直到以色列建国，希伯来文才“死而复活”。
在过去2000年里，希伯来语只存在于《圣经》之中。在来到以色列之前，我尝试着学习一些简单的希伯来语，却发现这是一种比拉丁语和梵语还要“不食人间烟火”的文字——它的举例与语法，全然依附一本薄薄的宗教典籍。这令我对于以色列人产生了一些敬佩：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复活了已死的文明。特拉维夫，是2000年以来，第一座真正的犹太人的城市，也是第一座讲希伯来语的都城。“Tel-Aviv”的名字，包含着“重生的废墟”的含义。
人们怀着对于远方的异域幻想，开始旅行；而一场好的旅行，会打破这些僵化的异域想象。在这个意义上，特拉维夫是一个极好的旅行目的地——它打破了旅行者从电视新闻与网络传播中所获得的，对于中东的刻板印象。
“在群山后的远方，是激动人心的特拉维夫。”以色列作家阿摩斯·奥兹这样介绍这座城市。在他眼中，“特拉维夫这个名字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这个地方是新闻的来源。从此地送来的报纸，有戏剧、芭蕾、现代艺术的种种传闻，有党派政治、激烈争夺的流言蜚语。这里有了不起的运动健将，还有大海。
大海是特拉维夫在我脑海中留下的第一道痕迹。当汽车驶进城市，我看到了迷人的海岸线，我感到，这个城市充盈的欢愉，是海风给予的。实际上，这道大自然的蔚蓝弧线是如此具有力量，可以在一瞬间抹掉你对于这座城市预设的一切想象。眼前的景象，不似中东的任何一处，而是一个典型的欧洲地中海城市。海滩上，满是体格匀称、皮肤晒成古铜色的漂亮男女。这种情景，让我想到了巴塞罗那。
到来之前，我所阅读的一切都在告诉我，特拉维夫是一个特别的所在，就像插在中东地区的一根反骨。有人将它称之为“中东的孤岛”。它所做的一切，仿佛都在与此地几千年的传统对抗，它是尘世的、欢愉的，也是开放的、现代的。
“特拉维夫，大海、日光、蓝天、沙地、脚手架、林荫大道两旁的电话亭，一座正在兴建的新城，线条简单，在柑橘园与沙丘间崛起。它不仅是你乘坐公共汽车去旅行的地方，它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新大陆。”这是奥兹眼中的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有着与耶路撒冷全然不同的基因。奥兹将之形容为“一种突变”，“像蝴蝶从蛹中奇妙的再生”。在作家看来，这两个城市是如此不同，甚至连举世皆然的东西——比如日光和万有引力，也不尽相同。在特拉维夫，人们走路的方式是特别的。他们健步如飞，就像阿姆斯特朗登上了月球。一切都是欢悦的，房屋、街道、广场、海风、林荫道、街道上的人甚至连天空上飘荡的云彩，也在腾腾地跳动。“整个城市就像只大蚱蜢。”
在酒店的房间里，我看到一张特拉维夫的老照片，拍摄于1954年。照片上有一个穿着比基尼的模特，正在伸展台上走秀，台下，坐着开心看秀的男男女女。这是典型的特拉维夫。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奥兹这样写道：“我一听到‘特拉维夫’，脑海里就立刻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身穿藏蓝色男式背心、强健鲁莽的小伙子，古铜色皮肤，肩膀宽阔，一个诗人―劳动者―革命家，一个无所惧畏的小伙子，那种他们称之为‘哈维尔曼’的人，蜷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破帽子，样子随意而撩人，嘴上叼着烟，在世界上无拘无束。”
特拉维夫崛起于沙漠，面对着古老肃穆的耶路撒冷，是2000年以来，第一座以犹太居民为主的、真正的犹太城市，它的诞生和发展都非同寻常。
这座城市由地中海港口老城雅法（Jaffa）起步，逐步发展成而今的现代之都。特拉维夫―雅法区域拥有长达14公里的海岸线，居住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以色列人。雅法南北和特拉维夫一期共接纳了将近1/3的以色列人。“大特拉维夫”（Grand Tel-Aviv）包括了特拉维夫市本身，此区域内人口约38.5万，占地约52平方公里。
特拉维夫的城市延展，就像一块不断扩充的彩色拼图。在其发展初期，人们聚集在原Musrara河以东和亚孔河以北的地区。此后，El Mas’udiya等处阿拉伯人农地与Nahalat Yits-Haq犹太居民区都被纳入进来。1948年，以色列建国，特拉维夫再度向南扩展，覆盖了原雅法老城及其腹地。雅法南部各城镇如Adjami、Abu Kabir，及1930年开始形成的犹太街区Bat yam等，都成为大特拉维夫的一部分。而今的雅法，与著名的“白色之城”，就是由此发展而来。
人们所谓的“白色之城”，是特拉维夫现在的市中心，这里拥有大量特拉维夫学派（L’Ecole de Tel-Aviv）的作品，因为建筑多为白色，因而得名“白色之城”。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特拉维夫开始建造包豪斯建筑，是全世界拥有最多包豪斯建筑的城市。上世纪80年代，人们逐渐意识到这些建筑的价值，并开始实施保护。2004年，“白色之城”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此后，200多幢建筑得到修复，有些建筑重建并用作他途。
为了清楚地看这座“白色之城”，我从罗斯柴尔德大街出发，缓慢前行。相较于那些用大理石建造的花岗岩古典建筑，现代派的包豪斯显得不那么能抗风雨。白色的墙面，在岁月的侵蚀下显出老态来。这令那些不懂建筑学的游客对它产生了误解，感到这个拥有年轻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是“不那么时髦、谦逊的”。
“特拉维夫的高傲、先锋和肮脏破败使人想起纽约。她既是与世界同节奏的生活时尚象征，同时又带有与母城截然不同的疤痕。”在《特拉维夫百年建城史》中，法国建筑规划师凯瑟琳·维尔―罗尚（Catherine Weill-Rochant）这样写道。实际上，特拉维夫与纽约的相似，还在于它们的“熔炉”性质之上。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到这里，重建这个新兴的国家。
在雅法与特拉维夫之间、两市原先的交界线上，存在着这个城市的一切痛楚：肮脏、尘土、损毁、混乱……不一而足。这个麻烦地区再往南，过去也存在很多问题。东方风格“Andromedia”的奢华，与阿拉伯废墟之间形成强烈对比。然而，就像纽约、伦敦、巴黎这样的世界大都市一样，而今，这个“麻烦地区”被改造成了最时髦的区域。废弃的老城被精心修复，胡同和小巷通往艺术画廊和酒吧。存在于历史之中的“真实的城市”，埋在了城市建筑的“千层蛋糕”之下。
以色列人告诉我这句话：“在耶路撒冷祈祷，在特拉维夫玩耍。”在特拉维夫，你有一百种感受尘世欢乐的方法。在清晨，你可以去到卡梅尔露天集市，以色列最大的露天集市，在这里挑上一些美丽的以色列小番茄；在周五中午，你可以走到离集市不远的纳哈拉特本雅明步行街，挑上一些手工艺人的作品；在夜晚，你可以来到罗斯柴尔德大街附近，寻找一个热闹的酒吧坐下，感受这个中东不夜城的脉动。
“大部分以色列人还是向往特拉维夫，而不是圣城。”我的以色列向导对我说。
渴望哭泣的人去耶路撒冷，寻找欢笑的人来到特拉维夫。尘世的欢悦比天国的永生更令世人神迷。你欢笑，全世界的都在欢笑；你哭泣，只有你一个人在哭——一同欢笑的人，永比独自哭泣的人多。
耶路撒冷
我第一眼看到耶路撒冷，是在橄榄山上。它为群山环抱着，岩石清真寺的金顶闪闪发光。看起来古老又安宁，仿佛从来没有被时间伤害过。
每一个圣城，都萦绕着对死亡的迷恋。朝圣者熙来攘往，渴望不死不灭的灵魂，而唯有死亡，才是这些城市永恒的主人。圣城像一个巨大的祭坛，向朝圣者敞开大门——一扇他们眼中，通往尘世与天国的大门。千百年来，朝圣者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站在永恒之死的基石之上，面向永恒之生敞开胸膛。
来到耶路撒冷的前一个月，我去了瓦拉纳西。这个印度的圣城，被称为“湿婆之城”。作为毁灭之神的湿婆，经常在骨灰场接见他的门徒。传说中的骨灰场，就位于瓦拉纳西的郊外。许多人来到瓦拉纳西，是为了迎接死亡。这座城市的死亡是赤裸的，每天黄昏，都有人将死者的尸体送入恒河，以求新生。人的死欲，始于生欲，也终于生欲。
在耶路撒冷，人们展示了同样的渴望。这座城市建在墓地之上，为橄榄山所包围——山上布满的，是密密麻麻的墓地。许多圣迹，许多私人住宅，都建在坟墓周围。并且，人们还在继续来到这里。朝圣者为了“末日来临前的复活”做准备，希望死在这里，藏在圣殿山周围。古代圣徒的干枯躯体，被供奉在这个城市极为重要的地方，备受尊崇。“这里的死人宛如活人一般，他们只是在那里等待。”《耶路撒冷三千年》的作者西蒙·蒙蒂菲奥里这样写道。
“在耶路撒冷，人们走路就像参加葬礼，或是像音乐会的迟到者，总要踮起脚尖、测试地面，一旦放下脚，他们就不急着前行了。我们等了2000年才在耶路撒冷找到了立足之地，实在是不愿意离开。我们一抬脚，别人呢就会立刻把我们那一小块地方夺走。另一方面，你一旦把脚抬起，就不要急急忙忙地落下——谁知道你是不是有踩到蛇窝的危险呢。”阿摩斯·奥兹说。
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耶路撒冷？从地理上看，这个城市并不具备优势。它远离地中海海岸的贸易路线、缺水，冬冷夏热，且岩石嶙峋，不适合定居。人们给予的回答是：“选择耶路撒冷作圣殿之城，不仅仅是人类自己的决定。”这座城市的神圣性，源自犹太人作为特选子民的“例外论”：耶路撒冷是上帝挑选的城市，巴勒斯坦是上帝挑选的土地。这种例外论，后来为基督徒和穆斯林所继承和接受。没有什么比宗教竞争更能提高一个地方的神圣性。并且，这种神圣性随着历史的流转，与日俱增。
许多来到耶路撒冷的人，在来到这里之前，已经开始想象该如何描写这座城市。然而，当他们来到这里，往往发现自己的预设是错误的，又或者，相较于这个城市的深厚，他们的停留是如此之短，浅薄到不能对之做出任何评论。任何一种揣度，都是误读。与此同时，访问者遭受着期望与失望的折磨。尘世与天国的落差是如此令人难以接受，以至于每年都有许多人患上“耶路撒冷综合征”，这是一种由期望、失望和幻觉组成的精神病。
耶路撒冷有许多张门，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那张。犹太人、基督徒、阿拉伯人与亚美尼亚人各占一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耶路撒冷。许多刚来到此地的人，都以为自己是少数的游客。然而，接触了许久后，你会发现，大部分人都和你一样，只是耶路撒冷的拜访者。
作为一个合格的游客，我从雅法门进入，走过大卫塔，并试图走遍那些圣地：哭墙（西墙）、圣墓大教堂、苦路、圣殿山……然而，在到达这些神圣之所之前，我需要穿过黑暗茫茫的尘世——实际上，这条路并非那么好走——闯过布满小商品的阿拉伯市场，绕过向你兜售圣物的人，摆脱可疑指路人，以及不知做了些什么，便向你讨要金钱的人……信仰与欺骗，总是结伴而行。令人反感的粗俗与不可触碰的神圣，不可思议地出现在同一座城市里。
耶路撒冷为犹太人占领了1000年，为基督徒占领了约400年，为伊斯兰教徒占领了1300年，是人人想要争夺的“应许之地”。然而，它得到的并非全是褒扬。阿道司·赫胥黎称它为“宗教的屠宰场”，因为这里充满无休止的争夺、屠杀、破坏和战争，灾难将耶路撒冷变成了战场；福楼拜称它为一个“停尸房”；梅尔维尔则说，耶路撒冷是一个被“死亡大军”包围的“头盖骨”；而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东方主义者爱德华·赛义德，记得自己的父亲厌恶耶路撒冷，因为这座城市“使他想起死亡”。
即便如此，人们仍然对之怀着极大的渴望。耶路撒冷是一个神的殿堂、两个民族的首都、三大宗教的圣地，它还是唯一一个拥有天国和尘世两种存在维度的城市。“这个地方是如此娇美，以至于犹太人在其神圣经典中以女性的口吻描述它——通常把她说成是一个鲜活的尤物，一个地道的美女。但有的人也把她描绘成无耻的荡妇，或者是被爱人抛弃的受伤的公主。”
“耶路撒冷既是天上城又是地上城的事实意味着这座城市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新耶路撒冷可以遍布全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耶路撒冷。”西蒙·蒙蒂菲奥里这样写道，“否认神圣就是否认人类对宗教的深切需求，没有这种需求就不可能理解耶路撒冷。宗教必须解释快乐为何转瞬即逝、忧愁为何亘古恒久这个让人类既困惑又恐慌的谜题：我们需要感受一种比我们自身更强大的力量。我们敬畏死亡，渴望发现它的意义。”
较之瓦拉纳西，耶路撒冷的“死”，要含蓄得多。死亡的行踪，不会毫无遮挡地漂浮在水面上。相反，耶路撒冷的“死”，是需要挖掘的，很多时候，它隐藏在地面之下。耶路撒冷就像中世纪画家绘制的天国与地狱之图，有许多分层：圣殿山、大卫城、圣墓大教堂……地下的耶路撒冷与地上的耶路撒冷，都是充盈的、丰富的、藏有无数宝藏的处所。
在耶路撒冷的每个土层的沙石中，都能找到不同身份的对应人群。就像西蒙·蒙蒂菲奥里总结的那样，在耶路撒冷，“不仅有相对的两方，还有许多相互联结、相互重叠的文化和不同层次的忠诚”——它是一个由阿拉伯正统派、阿拉伯穆斯林、塞法尔迪犹太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哈雷迪犹太人、世俗犹太人、亚美尼亚东正教徒、格鲁吉亚人、塞尔维亚人、俄国人、科普特人、新教徒、埃塞俄比亚人、拉丁人等组成的万花筒。
海因里希·海涅说，耶路撒冷是“犹太人随身携带的祖国，随身携带的耶路撒冷”。没有一个城市像耶路撒冷一样，拥有自己的圣书。耶路撒冷的历史，与《圣经》交织在一起，这让它的过去真假难辨。在这一点上，它与古印度有些相似。“雅利安的历史，存在于《摩诃婆罗多》之中。”
在这些地方，真实的历史远不如虚构的神话来得重要。实际上，也没有人能告诉你确实的真相。“在耶路撒冷，不要问我真相的历史，”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纳兹米·朱贝（Nazmi al-Jubeh）博士说，“若拿走虚构的故事，耶路撒冷就一无所有了。”像古老的雅利安一样，耶路撒冷的历史，既是真相的历史，也是传说的历史。这种特性，让你在接近它的时候，不可能怀着百分之百的理性。
在离开耶路撒冷的那个清晨，我在太阳升起之时去了圣殿山。这是阳光刚刚洒下来的时刻。这个城市是如此安谧、清澄、仿佛能洗涤人的灵魂。圣殿山上，岩石圆顶清真寺打开了大门，迎接前来祈祷的穆斯林；圣殿山下，是承载了无数人泪水的西墙，犹太人正在祈祷；再往下，阳光透过古老的花岗岩，洒到圣墓大教堂之中，基督徒正在祈祷。此时此刻，不论犹太人、阿拉伯人还是基督徒，他们拥有的是同一样东西：阳光下的耶路撒冷。
文 何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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