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底层的人更懂得活下去是不容易的，他们无法像其他所谓‘正常人’那样在较好的环境里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去生活，而是必须要用一些源于生活的‘奇怪’知识或者通过各式各样的‘旁门左道’来生存，所以他们反而更能接受所谓不主流的生活方式。”
私电影和社会议题
柏林电影节的最后一个晚上，媒体在第31届柏林“泰迪熊奖”颁奖前两小时收到了获奖名单。“最佳纪录片”一栏，写的是在“全景”（Panorama）单元参展的台湾地区影片《日常对话》。
按照惯例，主办方会提前通知获奖者；没有保密需要，我就给影片的发行人发了信息祝贺，不料对方全不知情，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才带着导演和剪辑师风尘仆仆地赶来。导演黄惠侦一下红毯就说，如果没有我的消息，他们可能礼貌性地出席一下就会早早回去了，因为“颁奖从来就没有我什么事啊！”也难怪她会这么想，这部长片处女作属于我们常说的“私电影”范畴，围绕导演自己的母亲展开，不像通常意义上容易拿奖的影片。影片去年曾获金马奖提名，结果惜败给关注台湾地区文学史的《日曜日式散步者》。
黄惠侦的母亲出生在台湾地区新北市的一个底层家庭，以举行“牵亡阵”仪式为业。这种源于巫蛊习俗的丧葬仪式曾经在台湾地区非常流行，其内容不但有法事，还有歌舞和特技，这些在片中都有表现。从事丧葬业的人长期受到歧视，是一种底层职业。她母亲的另一个边缘身份是同性恋者，但上世纪70年代在家人包办下结了婚。丈夫是领日薪的油漆工，嗜赌，把夫妻俩赚来的钱挥霍一空，还对妻子家暴。在黄惠侦10岁左右的时候，她母亲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丈夫。影片后半段，在母女之间的一场对话中，我们得知黄惠侦小时候还受到父亲的性侵。不过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日常对话》以“私电影”的形式切中了数个社会议题：性少数群体与家庭伦理，女性地位，家暴，甚至社会阶层问题。但黄惠侦坚持说自己的片中最重要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流。虽然一直跟母亲生活在一起，但她们之间交流很少，从母亲的性向到小时候被父亲性侵的事情，大家曾经都是沉默不语。在某一时刻，黄惠侦意识到，如果要让双方都一生无憾，就不能再沉默下去，需要好好谈谈。影片就是从她俩的谈话开始，层层剥茧，把社会与家庭的悲喜呈现出来，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一种救赎和解脱。
影片最早是1998年她开始自己一个人拍，断断续续，一直到2014年才得到第一笔资金，正式成为电影项目。片中有一些看上去像是导演和妹妹小时候跟着妈妈做“牵亡阵”的影像，我问黄惠侦是怎么得到的？她告知那不是她和妹妹，而是她妹妹的女儿，她们跟着自己的妈妈做“牵亡阵”。“我小时候的影像资料肯定是没有的，纪录片也可以选择找人来演的方式重现没有捕捉到的历史，但在我的片子里，用外甥女的影像来代替我和妹妹的童年，对我来说更贴近真实。小时候是我和我妹妹跟着妈妈一起工作，长大以后就是我妹妹带着她的两个小孩跟我们的妈妈一起工作，这两年妈妈年纪大了不做‘牵亡阵’了，就剩下妹妹和两个外甥女，跟我们小时候一模一样。对我来说，看着她们就像是看到自己小时候一样。在这种无法绝对实拍的情况下，我们在影像的意义上保持真实。”
“对话”是整部影片的题眼，而称其“日常”则有复杂的多重意义，我们可以理解为导演在与母亲补上多年来本该有的“闲聊”，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反讽的文字游戏。但实际上，宏大的命题也好，深沉的个人痛苦也好，持平常心的坦诚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这正是《日常对话》的魅力所在。
而影片能有这样的效果，首先是导演自己已经放下了过去的遭遇。采访中聊到她幼年被亲父性侵时，我一时不知怎么开口，黄惠侦说：“有什么就直接问。好像大家说到这个都会支支吾吾，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柏林映后交流的时候，观众也都会对这个话题字斟句酌，不知是为了避免对我造成二次伤害，还是避免让大家尴尬。”也许这些有违社会伦理的事情太“见不得人”，所以我们能够用来谈论它的语言都已经带上了各种情感色彩，无法中性而淡定地面对。
影片巨大的社会意义是黄惠侦一开始没有想到的。今年台湾地区有望成为亚洲第一个认可同性婚姻的地区，而《日常对话》预定公映的2017年4月，正好是相关规定进入二读阶段的时候，算是凑上了热门话题。影片无疑会让人们对LGBTQ群体（性少数群体）更多一份同情，因为黄惠侦妈妈的悲剧，其实都始于一个不该跟男人结婚的女子，迫于社会压力做了大家认为“应该做的事”。或许多一些宽容和自由，很多错误都不会发生。
底层叙事
影片另一条有力的线索是“底层叙事”。导演的妈妈就属于这个阶层。黄惠侦小时候接受正规教育很少，和妹妹一起跟着妈妈做“牵亡阵”的营生，基础教育全靠自学，后来托台湾地区一种名为“知识解放”的成人教育的福，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她的作品因此一直以底层为基本关怀，特别关注移民和外来劳工问题（台湾地区称为“移工”）。她2006年的纪录短片《八东病房》，选取台北仁爱医院八东病楼中的移民护工为主角，因为那里的病人都需要长期护理，而跟所有经济发达地区一样，这样的工作就落在了移工的身上。2009年的《乌将要回家》跟随菲律宾人乌将，讲述了在台东的南亚移工的艰辛。当我们看着特朗普的“筑墙”闹剧和美国人跟墨籍劳工的恩怨时，也许没有想到，类似的问题离我们如此之近。其实在资本全球化的结构之下，这些都不是一时一地的特殊问题，而是普遍存在的顽疾。
黄惠侦说，她正式开始接触电影也是一个巧合。“1998年我20岁的时候，成为纪录片的被拍摄者，当时杨力州导演（台湾著名纪录片作者——记者注）来拍我们做‘牵亡阵’这种特殊工作的年轻人。这个行当在我小时候还算兴旺，现在就非常少了。被拍了以后才知道世界上有种电影叫作纪录片，而这种电影只需要一台很小的家用摄影机就可以拍。90年代末的时候家庭录像很盛行，DV的价格也不算很贵，就意识到自己大概也可以拍纪录片，拍完还能在电视上放映播出——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是拥有了诠释自己的权利和表达自己的机会。我很快买了摄影机，再到处去学影像制作的基本知识和技术。”他们住的地方是新北市一个家庭小加工厂的聚集地带，有很多教育程度低的小工厂老板，年龄在40到60岁之间，经济状况还不错，就想要来上课。“知识解放”的成人教育透过这些看起来像是才艺补习班的课程吸引他们来，但目的是要教这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什么叫作社会结构，个体是在怎样一个社会经济背景下被塑造出来的。黄惠侦说她去社区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学习纪录片的制作，但后来学到更多的东西是“知识解放”的内容。“我说自己运气很好，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和知识储备，光是学会怎样用摄影机、怎么剪辑，我不觉得能做出好的纪录片。纪录片与社会学、人类学有很深的渊源，需要对更大的命题和根本的社会问题有一定的理解，这不是技术教育能够做到的。”
如果没有这些经历，黄惠侦说，她可能就会跟妹妹一样继续以做“牵亡阵”为生。实际上，小时候跟她一起做这一行的小朋友，现在长大了基本上还都在做这个，很少有转行的。
在采访中她谈到对自己母亲以及周围人的深切理解：“生活在底层的人更懂得活下去是不容易的，他们无法像其他所谓‘正常人’那样在较好的环境里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去生活，而是必须要用一些源于生活的‘奇怪’知识或者通过各式各样的‘旁门左道’来生存，所以他们反而更能接受所谓不主流的生活方式。我从小接触的很多女性都是‘姨太太’，搞不好还是第三、第四个，所以我妈是女同性恋这件事，在那样底层的世界里，并不是唯一‘奇怪’或者‘不正常’的。因为生活的不易，他们其实有很大的包容性。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中产的环境里，家人可能会更在意，因为人生活舒适了以后就会很要面子，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才会通过面子观作用于其家庭成员。”
她妈妈的娘家人对她妈妈私生活的避而不谈，黄惠侦觉得主要是他们无法找到恰当的语言来谈论这件事；他们更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细致地谈论这些在全社会都很敏感的话题。“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有很多维度。比如，他们的避而不谈也是对她的一种保护，是以默许的姿态给她以自由。另外，这个阶层的人很多也没有‘谈话’的习惯，片子里你也看到我妈妈在我们说话的时候那种坐立不安，里面有大量沉默的片段，我需要十分耐心，因为这不是她所习惯的交流方式。”
柏林的“泰迪熊”评委们似乎比金马奖评委看得更加仔细，看出了这部纪录片从私人生活的细部着手，却连接着宏大的社会命题。也许“私电影”进行社会批评并不是头一回，但《日常对话》涉及话题之多、之广，还是令人惊叹；在这样的基础上又没有放弃刻画人物关系和个人情感的优势，可以说是对“私电影”这个类别的一种艺术革新。
这部影片另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在于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制作。片尾的版权所有者不是哪家片厂或独立制片公司，而是导演本人的名字。即便如此，制作团队还是聚集到了一批能人甚至名人。制片人李嘉雯（DianaChiawenLee）是一位美籍华人，参与制作的《好莱坞华人》（HollywoodChinese，2007）在美国受到广泛关注，并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配乐林强是侯孝贤、贾樟柯“御用”的著名音乐人，最近又与两岸新锐导演赵德胤、毕赣合作。剪辑师林婉玉是台湾地区小有名气的独立电影人，作品《台北抽搐》（2015）在台北影展上得到评委会特别奖，她这次以《日常对话》获金马奖最佳剪辑提名，对于纪录片来说也很是罕见。整个剧组名单上最响亮的名字还属监制侯孝贤，但黄惠侦并没有借侯导的名气做事，筹资依然采取非常“独立”的方法，主要在电影节上做基金提案。之前有台湾地区媒体报道称，侯导得知此事对黄惠侦团队说：“你们怎么这么客气，没有拿我的名字去要钱？”
文陈凭轩（发自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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