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晓英
——专访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丰
“我们判断人口政策的好坏，其实并不主要在于它对人口总数的影响，因为人口变动有很多不可逆因素。我们判断的是政策对一个家庭基本福利的影响。放开二孩之后，我们开始把生育权交给家庭。”
“二孩”放开的预期与现实
三联生活周刊：国家决定从2016年1月1日起放开“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现实中的生育状况是怎样的？与政策调整前的预判是否吻合？
王丰：独生子女政策的调整实际上从2013年放开“单独二孩”时就已经开始了，到2015年底，国家决定放开“全面二孩”。整体来讲，我们是希望随着政策的放开，多出生一些婴儿，多减少一些独生子女家庭。但最大的意外是，新生儿的出生数量远远低于预期。“单独二孩”放开后，官方的估计是每年至少增加200万新生儿，但一年以后连100万的数量都没有达到。“全面二孩”放开后，新增出生数不仅低于政府的预期，也明显低于学者们预期的下限，包括我本人都觉得新增出生数应该在150万到200万之间，但现在这个数字是达不到的。
中国有1.5亿独生子女家庭，卫计委很早之前做出的测算认为，全面放开二孩会有70%的家庭选择生两孩，而且认为“将来会有1亿孩子出生，而且多数家庭会选择在4年到5年之内出生”。这么测算之后，意味着每年新增2500万人口，再加上原来每年1600万的出生人口，也就是说每年会有4000万人口出生；但在政策调整之后，卫计委公布了新的数据，表明希望生二孩的妇女只有30%，而总的出生数在1700万到1900万之间波动，前后差别还是很大的。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预期和现实会有这么大差距？
王丰：首先是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我们做了很多调查，年轻夫妇愿意生两个孩子的比例比人们想象的要低得多，为什么只有30%的人会想生第二个孩子呢？从生理上讲，我们现在有大约9000万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其中大约60%以上的妇女年龄在35岁以上。
如果他们要生育第二个孩子，除了要考虑高龄，很多人还担心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年龄间隔太大，当第一个孩子已经六七岁或十几岁时，他们会公开抗议父母再生第二个孩子。而作为父母，本身对生育二孩的代价也有权衡，包括从怀孕到养育对女性工作的影响，孩子将来的教育、工作、婚姻生活等各个层面的担心。
生育二孩不是说增加一双筷子或者一只碗的问题，大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过上优越的生活，而社会本身存在一定的不平等，生活成本在急剧提高，社会竞争也非常激烈，这的确会让很多年轻夫妇望而生畏。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很多原本可以生两个孩子的夫妇出于生活、发展等方面的考虑，担心付出的代价太大而选择只生一个孩子。
其次是高等教育带来的改变。从90年代末开始，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扩张。90年代末，每年高等院校招生人数大约是100万；而10年之后，每年高等院校的招生人数差不多能达到七八百万。
10年左右时间，高等院校扩招了7倍，更多年轻人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而读书期间选择结婚的很少，这样一来，结婚、生育的时间都会随之推迟。在过去的10年时间内，中国社会在婚姻方面还发生了很大变化，那就是女性婚姻年龄的推迟和不婚比例的增加。从2000到2010年，25岁到29岁的女性中，没有结婚的比例翻了一番，从10%增长到20%，这个趋势还在延续，比例还在增加。这意味着，即便有些年轻人今后会生两个孩子或者一个孩子，但由于他们现在推迟了生育，所以眼下看到每年的新增出生数就会少一些。另外，性生活和婚姻现在是脱钩的，最近好几个调查显示，已婚年轻夫妇差不多有将近一半是婚前同居，婚前有性生活的比例更高，而且上升很快，很多新兴平台也提供了更多机会让大家不需要在婚姻的形式下才能满足生理和心理的需求。
此外，中国还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大批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但这其中的大部分人很难在城市站稳脚跟，更不用说在城市里生养孩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带来了对生育的抑制。所有这些大的变化加到一起，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现实。
生育权开始回归家庭
三联生活周刊：生育观念的改变是目前低生育率很重要的原因，除了高等教育扩张、婚姻与性的脱钩等社会经济因素，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是否还有其特殊性？
王丰：全球已经有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2.1的人口更替水平之下，其中东亚地区的生育率在全球是最低的，西欧有一些国家的生育率也很低，比如意大利、德国、西班牙，但英国、法国还可以。东亚地区很多低生育率国家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生活水平提高很快，之后增長速度相对较低，但人们的期望仍然比较高，希望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此外更重要的是文化因素，东亚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区域之一，不光是中国，整个东亚社会的家长对子女的成功特别在意。子女的成功不是靠多生孩子，而是要少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把全家的资源集中到一个孩子身上。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生育率都很低，可能在1.3、1.4左右，这些国家也一直在鼓励生育，但没有一个能在过去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使生育率回升。
三联生活周刊：与其他低生育率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不同应该是实行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吧？之前还有说法是独生子女政策使中国少生了4亿人，独生子女政策究竟有哪些作用和影响？
王丰：这个说法是非常不科学且没有根据的。独生子女政策其实并没有带来这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却一直呼吁取消独生子女政策，表面看起来好像很矛盾，但这后面有个比较复杂的故事。
简单来讲，我们的人口政策应该分为两段，一段是1970年到1979年，中国实行“晚、稀、少”（晚婚、稀生育间隔、少子女数）政策，而非强制“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中国出生率下降最快幅度也最大的一段时期。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之前，生育率实际就已经下降了70%，只有30%的生育率下降是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发生的。
独生子女政策虽然对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很小，但却强制产生了很多原本可以避免的独生子女家庭。我们估算了一下，上世纪80年代，每年的新增人口大约有2000万，也就相当于1000万对夫妇。按照政策规定，大约60%的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假设这里面有一半家庭是自愿的，而另一半是不自愿的，这就意味着每年可能会有300多万独生子女家庭是非自愿产生的，二三十年以来大约会多出来1亿个独生子女家庭，这才是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最大副作用。
除此之外，独生子女政策也确实会对人们的生育观念形成一些辅助性的作用。过去大家觉得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是很正常的事情，而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大家开始慢慢地把正常的事情看成是不正常的，生育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政策的影响。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说独生子女政策不是导致低生育率和人口下降的关键因素，为什么学者们还一直呼吁更早放开二孩呢？
王丰：我们判断人口政策的好坏，其实并不在于它对人口总数的影响，因为人口变动有很多不可逆因素，我们判断的是政策对一个家庭基本福利的影响。在独生子女的生育政策下，哪怕它每年只增加100个独生子女家庭，但是在对社会无益甚至有害的情况下，为什么要造成这100个独生子女家庭呢？所以，我认为呼吁改变政策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扭转中国的低生育率、防止中国人口总数减少，而是为了把生育的权利交还给人民、交还给每一个家庭，让他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才是调整生育政策最根本的目的。
三联生活周刊：“人口是负担”的观念现在似乎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虽然全面放开二孩，但很多人觉得政策是功利的，是为了解决劳动力的问题、养老的问题，生育的权利似乎又变成了生育的义务。
王丰：你说得很对。当人口数量被置于人民之上时，不管是控制生育还是取消控制生育，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全社会的总人口，但是单纯看人口数量是没有意义的，以前通过强制手段不让老百姓生育，现在如果又以集体的名义、以人口的名义让老百姓生育，可能起不到太多作用。没有人会为人口总数去生育，也没有人会为社会去生育，这是非常明了的道理。
人口下降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即使放开“全面二孩”，你仍然认为人口下降的趋势不可逆转？
王丰：这是必然的，包括国家卫计委也说人口下降的趋势不可逆。我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两点：一是二孩放开后对新增人口数的判断，二是人口峰值会在何时来临。前面谈过，二孩放开后，现实的生育情况远低于官方的预判，甚至也达不到学者预判的下限；至于生育峰值，国家卫计委认为会在2030年达到14.5亿的人口峰值，我认为这个结论过于乐观，我个人认为，人口峰值在2025年左右就可能达到，而且峰值人口很难达到14.5亿。人口峰值达到之后就会进入拐点，总数开始下降。
其实，多年来中国的人口更替比一直都低于2.1，近年更是在1.4、1.5左右徘徊，未来这种低生育率水平也会持续下去。同时，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惯性，即便我们能在2030年把人口更替比提高到2.1，人口减少的趋势也不会立刻逆转，最少还要经过好几十年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新生儿的数量还是有一定的增长，这是不是也能延缓人口增长拐点的到来？
王丰：基本上不会有影响。政策放开前每年已有的出生数是1600多万；政策放开后，每年新增人口数在100万到200万之间，新增比例还不到10%，而且这样的增长数量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认为只会持续三年左右。因为现在是补偿性生育阶段，以前堆积了很多可以生二孩但因为政策规定没能生的夫妇，两三年后，补偿性生育就会减少，从而进入生育率长期低迷的阶段。
三联生活周刊：那对于中国来说，是否存在一个最佳生育率？如果存在，它是否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不断进步而发生变化？比方说，经济进步、科技的发展可以起到一定的修复弥补作用，让下降到1.4的生育率也能维持1.8生育率时的经济社会活力？
王丰：很难说有什么最佳的生育率，就好像提到人口更替水平，当生育率为2.1时，如果不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每代人口就处于不增不减的动态稳定水平。在1.4至1.5的低生育率下，中国未来每代人口将比上一代减少四分之一。有人认为人口应该保持动态稳定，但也有人认为人口减少一点并不一定是坏事。
核心的问题在于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如果生育率持续快速降低，那最终的结果就是世界上没有人口。至于经济进步和科技发展是否能抵消一部分人口结构失衡和人口数量减少带来的消极影响，这方面证据有很多，基本上，低生育率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比较迟缓。另外，如果一个国家的生育率长期低于2.1，并且不受限制地延长下去，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口之后会消亡，1.4或1.8的生育率代表的只是时间长短不同。
至于说百年之后，中国人口到底会有多少，我们现在很难推测。但有一点是很确定的，只要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人口结构的老化便会逐渐加剧。国际上把1.3作为低生育率陷阱，这个标准虽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确实已经很低了。更重要的是，在生育率下降到1.3之后，短时间内很少能再恢复回升到1.3之上。
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就揭示出人口快速老龄化、养老金支付危机的日渐累积以及青壮年劳动力减少、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等问题。你的研究也说中国人口红利在2013年就已经消失了，而今年“两会”时，国家卫计委的官员发言称中国现在、将来都不缺人口数量。对此应该如何理解？这样的人口形势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哪些影响？
王丰：人口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问题，简单的数量没有任何意义，中国人口减少30%，我们还有11亿人口，重要的是这11亿人口是怎样一种构成。宏观来讲，中国老龄人口比例上升的趋势不仅会延续，而且会加剧。
我们把从20岁到59岁的人口作为工作年龄人口，按照现在的退休年龄和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2010年的人口撫养比将近5∶1，但是到2030年，人口抚养比就会变成2∶1。仅仅十几年时间，这个比例变化非常大，彼时就要从两个人手里拿到过去5个人手里才能拿到的支持一个老人的收入，年轻人的负担会加重，这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
人口红利消失后，经济增长可能会越来越慢，可以用来养老的资源越来越少，而我们实行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国家一直说政府会帮助养老，但是如果将来没有足够资源来提供医疗、退休金等方面的支持，想必会影响社会和百姓对政府的信任。而微观上，老年人的孤独和无望也会加剧。现在提到这个问题似乎还显得比较早，我们目前关心比较多的是失独家庭，今后失独家庭可能会增加到1000万，老年人生活方面的问题会越来越凸显，这对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问题是无解的吗？是否能采取一些措施改善目前的状况？中国的人口趋势未来会怎样？
王丰：对于生育率低迷的原因我们现在还有比较好的理解，但是要改变这种状况非常难，不是靠鼓励生育政策或者提供补助等外在措施能改善的，它面临很多具体而实际的问题。比如，职业妇女要上班，但家不住在工作地附近，每天通勤时间就要两三个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生养二孩都面临很大问题。如果像这样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生育水平可能会不一样。
至于未来的人口趋势，我想中国的低生育率起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都很难会有回升。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减少之后，它又会回到更替水平，比如中国人口降到了10亿后，可能会慢慢稳定在10亿，也可能会继续减少，但这些是没办法现在就能预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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