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接连三部以她为原型的小说出版以及美剧《缘起泽尔达》的热播，这个历来饱受争议却充满魅力的前代“Itgirl”，再次走入当下的热闹。这个人物究竟有何魅力，使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的流行文化，都对她产生兴趣？
在许多人的固有印象里，20世纪美国著名文学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妻子泽尔达·菲茨杰拉德，是一个任性、物欲、疯癫、摧毁了菲茨杰拉德和她自己的人。这个爵士时代最早的“Itgirl”原型，她的波波头饰发带伴随着年轻成名的菲茨杰拉德，飘过纽约上空比特摩尔的豪华套房、巴黎丽兹酒店的大堂、度假胜地里维埃拉的蓝色海面、佛罗伦萨意大利酒店的露台以及北非的一只骆驼背……年少成名、金童玉女、挥霍无度是很多人对他们的一个集中印象，也是他们一直以来为众多文艺作品热衷描述的原因。近来，随着接连三部以她为原型的小说出版以及美剧《缘起泽尔达》的热播，这个历来饱受争议却充满魅力的前代“Itgirl”，再次走入当下的热闹。
《缘起泽尔达》（Z：TheBeginningofEverything）由亚马逊出品，根据同名小说改编，是一部精美、注重细节并沿袭原著女权主义导向的作品。观完整个第一季，会发现它不免有些过于美化泽尔达、丑化菲茨杰拉德。在剧中，似乎把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所有的文学成就都归功于抄袭泽尔达的日记和书信，并且他在此剧中被塑造成一个嫉妒和小心眼的丈夫——他的出版商想将泽尔达的日记出版成书，他横加阻拦；泽尔达在一次试镜中获得成功，他也酸味十足。相比之下，剧中的泽尔达却是为了司各特而放弃了自己各种梦想的伟大妻子。
泽尔达，自菲茨杰拉德本人的小说就已被多次刻画的女人（《人间天堂》中的罗莎琳、《夜色温柔》中的妮可儿、《重返巴比伦》中的海伦等），在美国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一轮传记热潮过后，近来又成为多部小说和影视剧的着迷对象，斯嘉丽·约翰逊和珍妮弗·劳伦斯都将主演以她的经历改编的电影。泽尔达的传记作者萨莉·克莱因（SallyCline）在接受《观察家报》采访时，试图解释近来文艺界对泽尔达的新兴趣：“泽尔达其实就很像她自己作品或别人作品中那种‘受难女英雄’形象。她同时崇拜和痛恨自己的丈夫，后者也同样崇拜和压迫她，并使她变成某种‘受害者’。她的真实生活就跟小说一样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
负面形象
一直以来，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友谊在文学圈内传为美谈。两人相遇于上世纪20年代的巴黎，菲茨杰拉德还将海明威介绍给自己当时的编辑，助海明威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太阳照常升起》。在日后回忆巴黎时光的《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花了三章写菲茨杰拉德夫妇，呈现出了一个不那么可爱的泽尔达：菲茨杰拉德每次试图写作时，泽尔达就拉着他到处灯红酒绿、彻夜痛饮。并且，每次菲茨杰拉德被聚会打扰到无法写作时，她脸上都会露出得意的微笑。
“泽尔达嫉妒司各特的作品。”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写道，“随着我们跟他们熟识，我们看出，这种情况形成了一种经常不变的模式。”
这种嫉妒，在泽尔达自己的作品《给我留下华尔兹》中，似乎得到了某种印证。小说中，以泽尔达为原型的亚拉巴马在跳舞房辛苦地练舞，这件事，以菲茨杰拉德为原型的大卫本来较为赞赏，可时间久了，他也因为家中没有女主人而不习惯，劝妻子不要练得那么起劲了。大卫说：“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艺术家与爱好者的差距。”亚拉巴马则幽怨地回道：“你是说你和我的差距吧。”
泽尔达这一生，经常被人评价为多才多艺，可是似乎，每一项“才”，都没有得到她的坚持。20岁那年她就去纽约嫁给了菲茨杰拉德。在此之前，她虽然在家乡也年少学芭蕾，并因此获得过赞赏，却没有持续坚持，直到将近30岁时才产生重新学习芭蕾舞的愿望。她的爱好还有画画和写作，也都有过作品，可是并未成为她“赖以为生的手段”。没有人否认她会跳舞、会画画、会写作，但或许正如菲茨杰拉德所言，一个人个性上就算再要强，“爱好者和艺术家”的差距也终究差得很远。
《流动的盛宴》中记载，私下里，泽尔达还曾从生殖器的尺寸角度攻击菲茨杰拉德作为男人基本的信心，让他相信自己性功能有碍，换别的女人，根本不要他。菲茨杰拉德信以为真。海明威却通过卢浮宫的希腊雕像鼓励他。最后总结：泽尔达有疯狂的独占欲。
与此相对的是，海明威用几个细节，刻画了菲茨杰拉德对泽尔达的爱。在巴黎，菲茨杰拉德因为泽尔达不喜欢汽车有顶棚而一直迟迟未装。有一次海明威和司各特从里昂开这辆车回巴黎，因下雨而不得不中途停车十次之多，菲茨杰拉德因淋雨得了病，不得不在路上滞留一夜。他对海明威说：“自从我们结婚以来，这还是我第一夜没有跟她睡在一起。”
菲茨杰拉德在散文集《崩溃》（TheCrack-Up）中说：“有一天，女友出于基本常识，结束了我们之间的这段感情。”但在他第一本小说《人间天堂》顺利出版、“口袋里钱叮当作响”时，他们结婚了。从此以后，他对小资阶层“始终怀有一种不信任和憎恨的感情”。在《人间天堂》里，以泽尔达为原型的女主角被描绘成“她无论何时想要什么就要马上得到什么，如果得不到，她就会使她周围的每个人都备受折磨，不得安宁”。这一特点在菲茨杰拉德以后作品的女主角身上多次重复，至其最后一部自传性长篇《夜色温柔》也留下了影子。
菲茨杰拉德的传记作家马修·布鲁克里（MatthewJ.Bruccoli）认为，菲茨杰拉德几乎每部作品“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自传”。于是在这些“自传”中，这样的女主角，也总伴随着男主角无怨无悔、“倾倒一整个夏天香槟”的爱。英国《独立报》有一篇文章认为，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菲茨杰拉德在其间暗含了对自身婚姻关系的影射。
颠覆和平反
随着上世纪女权运动的兴起，为泽尔达“平反”的声音越来越多，自1970年南希·米尔福德（NancyMilford）为她撰写的同名传记开始，直至2013年以她为原型的小说《美丽傻瓜》，后一本的作者R.克利夫顿·斯帕尔格（R.CliftonSpargo）还说：“泽尔达一直以来在流行文化领域被高度误读了。”
在2007年，赢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亚拉巴马之歌》（AlabamaSong）也基本以比较正面的形象来讲述泽尔达。在这本小说里，记者出身的作家吉勒·勒鲁瓦（GillesLeroy）把泽尔达的故事写得轰轰烈烈、浓墨重彩。“我爱那些有极强欲望的人。欲望的力量，对自由的渴望，让他们鹤立于凡尘。”于是，在这部小说里，泽尔达在巴黎的“出轨法国飞行员”事件，被解读为由菲茨杰拉德的性冷淡、酗酒、不体贴而导致，并且由于他们是名人，菲茨杰拉德不允许她离开他，获得幸福和自由。他把她关起来，从一家精神病诊所辗转到另一家。
可是，事实上菲茨杰拉德在上世纪30年代写给友人的信件中不时提到，为了支付泽尔达在精神病院的高昂费用，他不得不接下一桩又一桩自己并不喜欢的写作任务，夜以继日地工作。如果真如《亚拉巴马之歌》叙述的那样，对她冷淡至此，菲茨杰拉德大可以抛弃她，不用为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辛苦成那样。在1924年菲茨杰拉德写给友人约翰·皮尔·毕肖普的信中，他还说：“在我的一生中，最让我快乐的，首先是泽尔达……泽尔达和我有时会陷入4天无休止的争吵，总是从饮酒派对开始，不过我们依然深爱着对方，差不多是我知道的唯一真正幸福的一对夫妻。”
吉勒·勒鲁瓦在《亚拉巴马之歌》中却将一切悲剧归结于泽尔达的性别——“做一个男人是多么幸运！当一个女人又是多么可怜，尤其是如果这个女人又不像个女人。”
2013年在美国被称为“泽尔达之年”，有三部关于她的小说相继出版。安妮·福勒（AnneFowler）的《缘起泽尔达》，R.克利夫顿·斯帕尔格的《美丽傻瓜》和艾瑞卡·罗巴克（ErikaRobuck）的《叫我泽尔达》。这三部小说以不同视角描写了泽尔达的故事，大多从正面角度，重新解读了这个历史上饱受责备的任性女人。安妮·福勒在采访中说，她能搜集到的所有关于泽尔达的传记中，无不证明一直以来人们印象中那个肆意挥霍、摧毁菲茨杰拉德的物欲女人印象，是错误的。
这对夫妇生前出版了同一题材却不同视角的两部小说——《给我留下华尔兹》和《夜色温柔》。泽尔达的传记作者萨莉·克莱因认为，在1933年，菲茨杰拉德曾因泽尔达的《给我留下华尔兹》与自己即将出版的新作“撞题”而非常不高兴，并评论泽尔达的文笔“三流”。还有另一种说法是，菲茨杰拉德令泽尔达删去了她小说中与《夜色温柔》重合的部分。
《给我留下华尔兹》讲述了一对夫妻从初婚时的甜蜜到结婚后的互相嫌弃直至见而不语的冷漠。这部普遍被认为自传性质浓厚的小说，或许是了解真实的泽尔达的一个最直接切入。在这部小说里，我们从只懂漂亮优雅、“不理金钱账目”的女主人公身上，发现了与她既定形象中相贴合的部分，但在其间也不难看出，她对菲茨杰拉德最初爱情的美好。她形容自己的爱人，“他温暖干净，好像寂寞深山里安静的炊烟”。
从菲茨杰拉德的角度，《夜色温柔》叙述了一个男子在婚姻中的困惑。小说有个情节是男主人公迪克为了照顾妮可儿的精神疾病而不得不放弃医学事业，停止医学著作的写作，让人想到现实中为了支付泽尔达的医药费，而不得不接那些不喜欢的写作活儿的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在欧洲各国奢华旅游，迪克表面装得风流倜傥、享受一切，内心其实很累，这又让人揣想早年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在欧洲挥霍生活时，他的真实心态。
这一时期，菲茨杰拉德写给泽尔达的信也说：“我们是在亲手断送自己的前程——我过去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我们是在自相践踏。我毁了你，你也毁了我。”
1940年，年仅44岁的菲茨杰拉德死于酗酒引起的心脏病，他的葬礼，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主人公那般凄凉。他死后，泽尔达说那种“将我们连在一起的疯狂”是疯狂，而并非爱情。8年后，她也死于所住的精神病院的一场大火。
菲茨杰拉德在散文集《崩溃》中有这么著名的一句话：“人生就是一个逐渐崩溃的过程。”可是，不可否认的是，司各特和泽尔达，这对“菲茨杰拉德们”，合在一起确实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时髦。“Fitzgeraldian”（菲茨杰拉德现象）已成为英语中一个固定词，用来形容咆哮的20年代、荒唐的作家、状似常青藤名校的男士风格、过度饮酒、挥霍放纵以及理想幻灭。他们的孙女埃莉诺·拉纳罕（EleanorLanahan）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菲茨杰拉德夫妇充满活力的青春已成为一种象征，成为美国自爵士时代始定义‘青春’的一个重要标准。他们也为那个时代的‘时髦’做出重要贡献，成为最初的青年偶像，‘年轻而贪玩’。想必他们活到如今也会惊讶吧，自己已成为20世纪流行文化的一种‘语言’。”
（参考资料：《给我留下华尔兹》，泽尔达·菲茨杰拉德著；《菲茨杰拉德作品全集》；《ZeldaFitzgerald：TheTragic，MeticulouslyResearchedBiographyoftheJazzAge‘sHighPriestess》，SallyCline）
记者张月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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