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晚8点左右，巴黎19区防暴大队接到报警，前往Aubervilliers街上的VillaCurial居民楼，几分钟过后，刘少尧在自己家门口，被全副武装的警察击毙。他的死因，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版本，引发了法国华人的游行示威和与法国警方的冲突，华人在法国的安全状况和社会地位，再一次成为焦点。
华侨之死
3月26日，原本是一个平静的寻常周日。56岁的华侨刘少尧，与妻子和5名子女住在巴黎19区Aubervilliers大街的VillaCurial居民楼里。他是浙江青田人，来到巴黎生活已有20多年。这天晚上，妻子和大女儿有事外出，刘少尧则照常在厨房里准备晚餐，他熟练地用手里的剪刀料理着砧板上的鲜鱼。留在家里的4个孩子则待在房间里，他们中有人正在为第二天的初中模拟考和模拟高考而做准备。
按照巴黎19区警方的说法，当晚他们接到报警称“某处7楼有人持有刀具”。当晚8点左右，防暴大队（BAC）的警车到达位于Aubervilliers大街的事发地，两名男警员和一名女警员进入现场。这几位手臂佩有警察字样的便衣警察并不熟悉这里，只听见一名6楼住户多次喊叫，随后又回到家中。
警察们来到7楼某住户门前敲门，并申明自己是警察。听见室内有叫喊声，他们开始担心屋内状况。就在此时，房门突然微开了一下，随即又立刻关闭。警察们用门锤强制打开大门后，只见一名亚裔中年男子手握剪刀，将第一位进入房间的警员肩部戳伤。当该男子试图进行第二次攻击时，另一位警员开枪将其击倒在地。
倒在地上的亚裔中年男子正是刘少尧。
他的两个女儿目睹了上述过程，她们眼中的事实却与警方的描述截然不同。刘少尧的二女儿回忆道：“8点左右，我妹妹听到敲门声。她从猫眼看到门外站着两男一女，拿着武器。我爸当时正在做晚饭，拿着杀鱼的剪刀走到门口。敲门的声音越来越响，我冲着门外喊了一句‘安静点，不要再吵了’，但没有任何改变，然后他们开始撞门。”
站在门后抵着门的刘少尧，被撞开的门板瞬间击倒，第一名冲进来的警察在没有做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开枪射中了他。“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整个过程不到5秒，我们眼睁睁看着父亲倒在了地上，再没有声响。”刘少尧的另一个女儿躲在阳台上，她看到开枪的警察去试了试父亲的脉搏，而警察身上并没有流血。
事发后，警察在房间里发现了3名女孩和1名戴耳机的15岁男孩，男孩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听到。刘少尧的这4名子女被要求留在一间房间中等待，而救护人员开始抢救中枪的父亲，他的妻子也随后由警察从其工作地点带回住所。晚上10点钟左右，刘少尧的妻子和孩子们被告知，他已经去世。晚上11点半，警方将遗属们带离公寓，安置在当地旅馆之中。
两个版本
这个夜晚，彻底改变了刘少尧一家的命运。“我们的生活完全变了，至今仍无法正常生活，至今仍有很多疑问。”在3天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刘少尧的女儿声音颤抖着如此说道。而他们的母亲仍然沉浸在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之中，加上有关部门连续数天的调查，这个中年女人看上去虚弱得连身体都难以坐直。
在儿女眼中，刘少尧一直是位慈爱的父亲。据了解，刘少尧的5个子女年龄都在15至25岁之间，除大女儿保留中国籍之外，其他均为法国籍。事发前，刘少尧的妻子在巴黎一家商店打工，而刘少尧则赋闲在家照顾家人起居。
但在警方向法国媒体披露的信息中，刘少尧却被刻画成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巴黎人报》转述当地警方信源，称该男子酗酒，有精神病史与家庭暴力倾向。“刘先生还与邻里先前有过不快事件，2012年他曾将一台电视机从窗户扔出，以致他人安装了防护网。”于是警方来到刘少尧家，将他带到警察局的精神病诊室接受检查，因此留下案底。
在邻居眼中，刘少尧也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同楼一名华裔女性邻居回忆：“当晚我首先听到了敲门声，还有楼梯间的噪声。我以为是谁在吵架。”她从沙发上站起来，在她开门想去看看究竟之前就听到了枪声。“我看到两名身穿普通服装的人站在刘少尧家门口。”她说刘少尧“平时好喝一口，但对人很好，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
另一名邻居则记得，当晚她正在和家人吃晚饭，然后突然有人敲门。她透过猫眼，看到是刘少尧。“我没有注意到他手上是不是拿着东西，但他之前几次走错楼层。他有过精神问题，让整栋楼都产生过担心。有好几次，他都把我家的门，错认成他的家门。”26日晚，这名邻居决定不给刘少尧开门，但她发现刘少尧又去敲了其他家的家门。26日晚报警的邻居也住在同一层，但却没有说太多话。“我能说的就是，他是一个危险的人。”
而按照刘少尧子女的说法，事发当晚8点左右，父亲在厨房里用剪刀杀鱼，而楼上发出非常嘈杂的声音，父亲忍受不了便连剪刀都没放下，就上楼理论。因为父亲当晚喝了酒，可能说话很大声而引起了误解，事后他便返回家中厨房继续准备晚餐。事实上，刘少尧过去就曾和邻居因噪音问题而闹过矛盾。
如今，刘少尧家整套公寓已经作为案发现场被警方查封。门口的封条上，被警方用圆珠笔写下，查封原因为“蓄意杀人致死”。“刘少尧的家人很震惊，不明白为什么警察要颠倒事实。”律师乔布（CalvinJob）说。事实上，现场情形究竟如何，目前警方与家属各执一词。事发后，现场由当事警察一方进行处理，加之没有现场执法记录仪，使得双方说法难辨真伪，也让该案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而另一位代理律师奥米连（FrancoisOrmilien）最新表示，目前巴黎检察官将以“故意暴力导致过失杀人”为由对此案进行调查。警方将展开两项调查，一项针对死者是否存在罪行，另一项针对警察是否存在杀人动机。检察院向律师确认，最晚本周末或下周初，将对该案定性。
事实上在2月底，法国政府刚刚更改了警方开火的规则条例，但其中正当防卫所需的立刻性、必要性和相对性原则并没有被更改。“正当防卫的条件首先是强弱相当，然后是必要性以及即时性。”在律师乔布看来，“就强弱相当而言，当时警察面对的是个人，尤其是孩子们看到警察是带着枪械闯进来的，那么强弱相当性在哪里？如果刘少尧都没有做出袭警举动，那防卫的必要性又在哪里？”
“警察并不处于危险境况之下，正当防卫的条件在这起案件中完全不成立，警方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也呼吁大家要保持冷静，“现在最重要的是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希望大家了解这家人的痛苦遭遇，而不是把他们置于一场媒体或政治漩涡中。现阶段，我们只有疑问，没有答案。”
治安“焦虑症”
但导火索已经点燃。在刘少尧死后的第二天晚上，将近200名法国华人在19区的警察局前集会悼念死者，要求警方调查事情经过，华人在警察局外高喊“谋杀”以抗议警方解释。随后与警方爆发冲突，冲突人群焚毁了4辆汽车，并开车从中餐馆运来空啤酒瓶，抄起青岛啤酒瓶扔向法国警察，导致35人被逮捕。
接下来的数晚，集会抗议继续发酵，法国各地都响起了声援之音。3月29日晚，部分华人自发聚集在巴黎市政广场，点燃蜡烛静坐悼念，喇叭里循环播放着“反对暴力，要求公正”。当晚10点40分左右，静坐人群离开市政广场，朝巴黎圣母院方向游行，遭遇警方拦截。
事实上这是自去年以来，巴黎华人就治安问题进行的第二波游行。2016年8月，温州华侨张朝林在巴黎北郊的Aubervilliers区遭抢劫，被殴打致重伤后不幸去世，事后上万华人前往市中心进行过数次游行。那一次，华人们要求的是“安全”，这次要求的是“公正”。此次，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也已经启动领保应急机制，要求法国警方尽快查明情况。但像27日这样，因警方直接与华人冲突致人死亡而发起的集会与抗议活动，在法国华人社区还是第一次。
法国华人的愤怒，来自于法国警方对于他们安全的不作为。此次枪杀事件的发生地Aubervilliers大街，位于巴黎市19区。“19区原本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新区，位于‘小巴黎’的东北边缘。”目前在法国进修社会学的杭州师范大学教师陈振铎告诉本刊，“19区当年是繁华新区，各种移民、工人不断涌向这里。但随着上世纪80年代法国经济的衰弱，19区也渐渐沉寂，治安也变得乱起来。”自从10年前运河整治项目开始，19区才重新通过剧院、体育文化等项目吸引了年轻人的注目。在陈振铎看来，19区是一个正在蓬勃生长的街区。
生活在19区的中国移民不少，因为这里恰恰与巴黎北郊的Aubervilliers区毗邻，后者是典型的华人聚居区，有若干个大型中国批发城。“加之19区毕竟位于‘小巴黎’市区里，相对来说房价比较合适，很多在巴黎市区的上班族、打工族，包括中国人也住在这里。”但19区并非是华人移民为主导，而是世界各国的移民都汇集于此，各种合法的、非法的移民族群在此博弈。
多元的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势必带来一定的安全隐忧，与法国郊区问题的合并之势，更加剧了此地的复杂性。生活在巴黎的中国人多以温州人和青田人为主，他们在欧洲从事商业活动，素来以爱带现金、不爱报案而成为案板上的肉，亚裔面孔也日益成为北非裔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裔（俗称“黑非洲裔”）的偷抢目标。陈振铎说：“近年不断出现少数族裔犯罪分子假扮警察上门偷盗和骗取钱财，以至于那些住在不安全街区的民众，对任何突然上门的警察都有所警惕。”
法国恐怖袭击频发，也让本土白人对安全更加担忧。“法国目前仍处于紧急状态，警方有权不出示法官许可的搜查证，就可以直接对任何有嫌疑的对象进行调查。”法国在穆斯林聚居区设立“城市敏感区”和“安全优先区”，却导致这些地区更易成为犯罪滋生地，让华人群体也饱受牵连。市议员田玲对治安有深刻的体会，她告诉本刊，华人商圈聚集地里的商家，常常是偷抢的瞄准对象。“早在2010年我们就自发建立起华商的维权组织，而华人居住区的维权活动也从2015年底开始了。”
但在法国，人们的普遍印象仍然是：华人易被抢劫，很少会报警。这加剧了歹徒抢劫华人的次数，也加剧了华人对法国警方的抱怨和不信任。去年8月，温州华侨张朝林因遭抢劫而去世，他的儿子也曾遭受过4次抢劫。“两次是我2004年刚到法国的时候，我的手机被抢了。另一次，5个人跟着我，把我身上的十几欧元抢走，把我的外套也拽走了。”张朝林的儿子曾这样回忆。
“我们很少会去公开表达自己，尤其是老一辈的第一代移民。”住在19区的何松是温州来的第一代华侨，在巴黎生活了十几年。“华侨比较容易受到抢劫的原因，是因为政治上软弱，不愿惹事。加之法语又不够好，大多数华人就算被抢劫了也不愿意报案。”他这样告诉本刊。与此相对，何松也认为法国警方并不认真对待抢劫案件，自己甚至感受到了某种歧视。“我们平时去报案，警察总推说警力不够，往往要等很久很久。有的时候，袭击我们的强盗甚至比我们还要先离开警察局。”
Aubervilliers市长黛赫维（MeriemDerkaoui）也曾做出过解释：“有些华人不会说法语，他们会犹豫是否要去警察局报案，他们认为他们不会被重视，或者因为他们黑户的身份而被遣返回中国。”这种印象加剧了华人被抢劫的次数，袭击者认为，抢劫一名亚裔，不会有被告的风险。为了提高治安，Aubervilliers警察局去年初曾专门雇了两位中文翻译，以接待报案华人。该警察局接到的华人报案数量，从2015年的30多起上升到了去年的100多起。
融入困境与权利觉醒
46岁的何松在巴黎生活了10多年，华人游行示威活动也见过不少。早在2010年6月和2011年6月，巴黎市内Belleville华人聚集区也曾因华人受袭进行过两次游行集会，同样的情况，同样的诉求——更多的安全保障。
那时，几次游行过后，确实有了结果——一支专设的防暴大队会在十分明确的时间于Belleville街区巡逻，游行还催生了Belleville商户协会，以保持与警方的沟通和维权。Belleville近两年来抢劫华人案件减少，也因为大家习惯了在危险中生活：人们脖子上、手腕上不再戴首饰，在人少的街道尽量不举起手机打电话。而如今看来，此次刘少尧之死的原因之一也是：很多华人在家里都怕给陌生人开门，怕是强盗伪装成警察入室抢劫。
在何松看来，巴黎华人维权，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难。“我们华人还不够团结，没有强大的维权组织和应急组织做后盾。”他更愿意从自身找问题，“我们移民到法国来，很多人语言不好，法律意识不强，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文化背景，都有一定的融入距离。”何松说，绝大多数第一代移民来到巴黎都是为了讨生计，很多人都是从温州农村出来的，本来文化程度就不高，学法语就更难了。以至于有些第一代移民在巴黎生活了几十年，却仍然不会讲法语，过得非常封闭。
生活习惯更是与法国人格格不入。“有一位法国朋友曾把自己的房子租给华人，可自从华人搬进去以后，住在周围的法国人却四散奔逃。原因是华人把腊肉挂在阳台上，全楼上上下下都能闻到炒菜的油烟味儿，这让法国本地人无法接受。”何松说，“还有大声喧哗的问题，我们很容易就不自觉地大声说话，大家都习惯了，但法国人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文化习惯差异很大。”
而华人区的地下用工情况也很普遍，何松将之视为一个硬伤。“我们都知道要减少现金的用量，但事实却是无法避免，比如餐厅经常会用一些‘黑工’，往往就只能用现金付工资，但工人拿到现金之后放在身上，就容易被盯上。”长此以往，恶性循环。
如今，这些老移民出生在法国的第二代，已经成长到了二三十岁的年纪，也正是这一代，在近两年的游行活动中起到了越来越多的作用。“如果死的是一个犹太人或者穆斯林，肯定整个社会都炸了。”这是很多法国华人的看法，也表现出华人维权空缺的现状。第二代华人有着强烈的法国归属感，也希望通过法国的游行方式进行抗议，进而通过正确的法国司法程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等维权、反对种族主义的协会组织近两年越来越多。
何松参与了去年9月为张朝林举行的两次游行集会，对其场面恢宏又秩序井然的画面印象深刻。“那次游行是有审批有组织的，我们自己的安保队伍就有三四百人，沿路还有分水的后勤组织。游行结束后，地上连一张纸屑、一个空水瓶都没有。”“在游行现场，华二代引人瞩目。15辆引导车上，都是华裔青年，一口流利的法语以及之前未见的积极和活力，给人展示着华二代漂亮的觉醒。”在他看来，从去年到今年的数次集会，都标志着华人开始运用法国社会的政治工具，去表达立场和主张权利。
此次，刘少尧的家属和律师还在司法途径上努力争取，警方也尚未公布最终的调查结果。但刘少尧之死，势必将是一次法国华人维权意识与法国司法程序的对接。从张朝林到刘少尧，也正是依靠着一次次的公众事件，真正推动着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重塑在法国的形象和地位。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何松为化名。参考资料：法国《世界报》《自由报》《欧洲时报》等媒体报道；《法国华人如何走向街头？》，陈振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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