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蕾无意宣扬自己时髦的独立女性生活方式，但她清楚，自己身上的符号是电影最大的卖点，而卖电影是无须扭捏的。
负面情绪
徐静蕾是我见过的第二个不用化妆就接受采访的女明星。上午11点多，她刚刚起床，懒得出门，就把记者招呼到家里。在北京，她的生活半径很有限。自己家、父母家和公司都在同一个小区里，三五百米内有她几乎全部的事业和生活。
经历了近半个月的采访和各种节目录制，睡意还未消散的徐静蕾显得有些颓废，她像小猫似的缩在一张沙发椅里，和各种访谈节目上大谈恋爱、不婚、冻卵的那个独立女性判若两人。
“嗨，这不都是为了宣传电影嘛。”徐静蕾常把“宣传电影”挂在嘴边，目的明确，也从不遮遮掩掩。
3月31日，徐静蕾的新电影《绑架者》上映。这是一部动作警匪片，白百何饰演的女警察林薇寻找被绑架的女儿，黄立行饰演的杨念要找回在车祸中丢失的记忆，两人联手，破获了一宗大案。很少有女导演触碰这一题材，徐静蕾也说，很多人看完电影后都惊讶——这太像一个男人拍的东西了。电影中打戏很多，几乎每十几分钟就要打上一场，追逐、对打、飙车，甚至是男朋友黄立行的裸体背影，电影中集齐了吸人眼球的所有元素，这符合商业片的规则。
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努力寻找属于女性导演的特质。不多，但还是有的。林薇和杨念在红色的电话亭里等消息，摄影机隔着朦胧的玻璃，红色的电话厅框住男女主角，渲染出焦灼又浪漫的情绪。码头中埋伏的那场戏也一样，很多镜头被她拍出了欧洲浪漫爱情电影的质感，冷色调的画面，摇摆不定的摄像机，男女主角背后有忽明忽暗的城市夜光。
徐静蕾显然不会认同我的偏见。“导演只有才华的区别，没有男女的区别。”聊到这一句，我才觉得，眼前的徐静蕾和访谈节目里的那个徐静蕾有点像了。但关于平权和女权的话题一闪而过，她不想聊，我也不想问，多天的关于婚姻和生育的讨论让她和观众、读者都疲惫了。
“这些天负面情绪太多了。做电影好的感觉都在刚开始筹备和整个拍摄的过程中，临近结尾都是烦心事儿。”徐静蕾很实在，她说，自己从来都不是个话痨，也没有表达观点、影响别人的欲望，在节目、采访中讲那么多人生感悟和特女权的大道理，都是配合宣传。
我的采访对象大抵分为两种：一种是喜欢讲故事的，声情并茂，写出来好看；一种是喜欢陈述观点的，写出来要么空洞，要么深刻。徐静蕾似乎偏向于后者。
但事实上，她也没兴趣解释自己。她常说，男朋友黄立行是个简单纯粹的人，有清晰的底线和做人标准，要或不要，做或不做，对或不对，任何事情在他看来都不需要思考。徐静蕾显然和男朋友越来越像。她的世界里，值得思考的东西也有限。婚或不婚，生孩子或不生孩子，这显然不在她需要思考的问题之列，答案早已清晰。但为了满足外界对女性主义者的想象，她不得不在媒体前一次次解释自己。一开始还是言之凿凿的，说多了她自己也纠结和不耐烦起来。
迟来的叛逆
在窦文涛的节目“圆桌派”上，她与另一位嘉宾蒋方舟的对话被各大公众号分析得头头是道。徐静蕾却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胜利”。毕竟两人之间差着十几岁，蒋方舟展现了自己二十几岁的状态，而徐静蕾有的是40岁的不委曲求全。没有对错，只是人生的两个阶段。
二十几岁时，徐静蕾也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那时，她常和比自己年龄大的人玩在一起。饭桌上经常只顾低头吃饭，很少插话。刚认识的朋友曾向人控诉：“老徐不喜欢我，她一晚上都不和我说话。”年轻的老徐听了一头雾水：“我只是觉得自己插不上嘴，大人说话小孩插不上嘴那种。我没想到，人家已经把我当大人了，但我还当自己是孩子呢。”
年少成名的徐静蕾其实是晚熟的。24岁凭《将爱情进行到底》成为国内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偶像明星，徐静蕾一度有些找不到北。直到27岁坐上了导演椅，她才开始逼自己成长。
“一下子，所有人都来找你问问题，抱怨没用，你得解决。职业是挺改变一个人的。”徐静蕾说。与很多导演一样，徐静蕾的处女作《我和爸爸》也与她自己的经历有关。被母亲带大的少女小鱼个性坚强、倔强，在她高中时，母亲因车祸去世。从未存在过的父亲突然闯入了她的生活。叶大鹰饰演的父亲是个北京混混，他用笨拙、生疏的方式爱着女儿。而女儿对父亲的感情更复杂，这个突然闯入的男人像她的父亲，又像是朋友，“想恨却恨不起来”。
“和我爸没有一点儿像的地方。”徐静蕾说，电影中的父亲是自己父亲的反面，这部电影可以视作她对父亲的反叛。现实生活中，徐爸爸去图书馆研究中外早教书籍，笔记抄了厚厚几大本。他让女儿学书法，背唐诗宋词，做大家闺秀，未来找个稳定的工作。而电影中的父亲，纵容孩子早恋，帮忙应付老师，鼓励女儿不要太努力，混一辈子也行。
早年父亲的强势，让徐静蕾心有余悸至今。18岁之后，她想方设法逃离了父亲的控制。“学抽烟，找男朋友，夜不归宿，什么坏的都要学一下。”徐静蕾说，自己的叛逆期特别长，可能到现在还叛逆呢，“不结婚啊，不生孩子这些，保不准都是因为叛逆”。
尽管18岁之后的人生一直在逃离父亲的掌控，但年龄越大，徐静蕾越感觉到，父亲的影响早已根深蒂固。
她无意成为一个恣意自我表达的导演，而是想成为一个“手艺人”，做在标准之上的电影，拍可以脱离自己经历的故事。对现在的徐静蕾来说，“导演”和《杜拉拉升职记》里的人力资源主管，《亲密敌人》里的金融女，《绑架者》里的警察一样，不过是一个职业，符合父亲要她学一门手艺，找份稳定工作的人生设定。
导演这个职业，徐静蕾觉得自己做得尽职尽责。生活中她能容忍一切懒散和个人主义，但每每开始筹备新电影，她都会进入紧张状态，整个人都变得较真儿和敏感起来。
采访前几天，徐静蕾终于绷不住发火了。她原本想在《绑架者》上映前为媒体和朋友做一场提前放映。准备好了影院，“5.1声道的”，但在现场试片时，声音怎么都不对。徐静蕾一度吓坏了，以为电影声音的合成出了问题。排除了一切可能的状况后，她才发现，影院的立体声喇叭装反了。“做电影的过程中，你会被很多事困扰，比如自己没本事，拍得不好，被各种突如其来的事困扰，这都很正常，但你还要被各种不专业困扰。”徐静蕾说，当天她就取消了电影放映，满心都是“没法干了”。
工作状态中的徐静蕾很挑剔，她无法容忍低级错误，别人的，自己的，都不行——“我是一个挺认真的人，不太会犯低级错误。我会纠结经常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可以更好，但怎么做都做不好，怎么想都想不出来，这是我会有的问题。”尽管过着看似非主流的生活，但在父亲强大的影响下，徐静蕾不会活得太出格。
专访徐静蕾
三联生活周刊：拍《杜拉拉升职记》时大家觉得你是很懂商业逻辑的导演，现在呢？
徐静蕾：大家都在说现在的市场不一样了，但谁要是真判断得那么准，那电影的票房就都不会差了。我是将信将疑的态度，这事儿挺复杂，我也不敢拿好几千万开玩笑。我经常问我的生活助理，“你喜欢看哪个电影？”她就说，我查网站，哪个便宜就看哪个。这才是最普通的观众的心理。
三联生活周刊：《绑架者》是个动作警匪片，很少有女导演拍这个类型的电影。
徐静蕾：导演只有才华的区别，没有男女的区别。这片子要是跟《谍影重重》比，那肯定是差，但我觉得这电影的动作戏是没问题的，情节上可以更好一点。这个片子我一开始是监制，后来变成导演了，进入得比较晚。之前我拍的电影，不管怎样，剧本都弄了一两年，但这次是在别人的剧本基础上再做调整，其实是有点晚了。而且这种有些悬疑剧情的片子和爱情片又不一样，一环扣一环，很多场景是不能变的，会影响剧情。后期剪辑剪了一年，这是我所有电影里剪辑时间最长的，各种可能性都试过了。
三联生活周刊：那现在看来，你个人的满意度有多少？
徐静蕾：我所有的片子都不满意，但每次宣传我又不能这样说，你要让观众去看电影啊。我的电影，人家说好，我也没觉得好，人家说不好，我自己也觉得不好。但我有一个自信，我拍的片子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我自己有基本的审美、基本的趣味，不会低俗。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自信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徐静蕾：拍了《我和爸爸》《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梦想照进现实》之后就有了，前三部戏。
三联生活周刊：那三部都是文艺片，但从2010年《杜拉拉升职记》开始，你就没再拍文艺片了，是心态和诉求变了吗？
徐静蕾：我小时候受的教育，看的全是文艺片，我自己经历过这个过程，觉得商业片都是垃圾，简单肤浅。但后来慢慢转变了，商业片也没什么不好。大家辛苦一天，就想看点高兴的，我自己也是。
更重要的是，文艺片其实是自我表达。我也说，自己不能拍爱情片了，因为情节和情感不复杂就不是好电影，我现在每天都挺高兴的，没那么深刻。所以，我只能讲一个离自己远一点的故事，像《绑架者》这种，谁的孩子丢了，谁失忆了，编故事就好，比较技术性。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认真研究过类型片的，包括犯罪题材吗？
徐静蕾：算是研究过吧。也相信很多剧本书中讲的几分钟要有一个冲突，要给观众呈现哪些东西。虽然执行得没有那么严谨，但是有一个大致的标准。这个概念大概是从拍《杜拉拉升职记》开始清晰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希望自己是一个很职业的导演，而不是侧重自我表达的导演？
徐静蕾：对。其实我挺喜欢做一个职业的人，手艺人，这让我觉得特别安全，因为感性这东西靠不住。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你不是一个任性的、随心所欲的人，做电影的各个流程都挺遵循商业规律的。
徐静蕾：我工作中一点不任性，会去综合衡量各个方面，包括投资人、演员等各种关系。生活中我可以任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工作不一样，你要为一个团队，200来人负责。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责任感是做导演后培养起来的吗？
徐静蕾：当导演确实让人成熟挺快的，要承担责任，解决问题。我从二十六七岁开始做导演，之前都觉得自己是小孩。一开始也不会鼓励人，不会夸合作伙伴，觉得人家都那么牛了，不需要。后来才知道，鼓励是必需的，因为这是一个团队，需要互相给劲。在这个过程中，情商算是锻炼出来了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绑架者》上映期间，找你谈女性主义的多于谈电影的，这很讽刺。
徐静蕾：我自己都听烦了。但是没办法，大家就喜欢听这个。如果不是为了宣传电影，我也不会聊个没完。我宣传自己，宣传我的思想干吗？我的想法只代表我个人，不代表别人，也不代表我要灌输给别人。但为了电影，只能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每部电影一完就要休息一两年的原因，有种对表达的厌恶感，现在觉得自己很病态。
记者宋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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