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晚期、缠绵病榻的女高音歌唱家张权已骨瘦如柴、油尽灯枯。这天，她示意女儿把一块蜡染花土布放到她枕边。那布，曾经明艳的色泽已在岁月里褪去了鲜亮，布面起了一层隐隐约约的茸毛，熨帖而柔软。她消瘦的脸慢慢地贴到布上，轻轻地蹭摩着，眼眸变得清澈悠远。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里，有花香，有月光，有他和她的爱。她对女儿说：“这块花布让我带走吧。”说完，她便合上了双眼，唇角隐现一缕清浅的笑。
一
那年，张权17岁，从家乡宜兴坐一夜的船，到杭州考国立艺专。陪她的，是她的老师。张权的家人都不赞成她考学。那个年代，女人的裹脚布还没彻底扔掉，多少女人还戴着三从四德的镣铐。世道又乱，日军铁蹄蹂躏下，中华大地哀鸿遍野。张权是幸运的，遇见那么惜才的老师，帮她说服家人，还亲自陪考。她也争气，无论钢琴，还是乐理，甚至随口唱的几句歌词，都赢得考官的“芳心”。她成了杭州国立艺专的新鲜人，学钢琴。
因为喜爱，更因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张权格外珍惜，海绵吸水似的，汲取着新知。不久，张权因出色的嗓音被选去学声乐兼修钢琴。她原本就极爱唱歌，便更心无旁骛了。一朵花的年纪，又生在姑苏，沾了江南的柔风细雨，眉宇间那一抹温婉清丽，说不出的动人，音乐又在她的举手投足间点染了几多浪漫与古典交织的韵致。这样的女孩子，就是一首春天的诗。远远地望一眼，就有千万只蝴蝶从心底里扑翅飞起。追她的男孩子，有那么几个，却都被她冷冷的眼神挡在千里外。张权痴迷的心已交给音乐了，她是同学眼中的“冷美人”。
那一天，张权从学校操场走过，飞来一个排球，砸得她眼冒金星，一个趔趄，险些倒下。这时，谁扯了她一把，她跌进一个温热的怀抱，一种带着汗水的陌生气息令她眩晕。待她睁开眼，被眼前一张放大的男子的脸吓了一跳。她猛地站稳身子，闪到一边。那是怎样的一个男生啊，高而瘦，像春天拔节的麦秆，蓬勃昂扬，一脸的汗水，一脸的歉意，欲言又止。在张权就要倒在地上那一刹那，他从她身边路过，抢上前去扶住了她。后来，她回想这次初见，说，像一道闪电犁开天空，一枚枚喜悦的尖叫让她心乱如麻。
不久，那男生也因有一副好嗓子转到声乐部，与张权同班。慢慢地，她知道他一些事。他叫莫桂新，广东南海人，生在天津的一个文艺家庭，也酷爱音乐，大她两岁，与她同年考进艺专，专攻油画。
这以后，每当他们在校园里相遇，张权总能感觉到他目光中的热烈追逐，只是她总低眉躲避。当他在排球场上扣杀时，她便会驻足，远远的，看他腾起、挥臂的身影，心间升起一缕柔曼的情愫，让她脸红、心慌。当然，最让她喜欢的还是他的歌喉。共同志趣是爱的磁石，让两颗相互爱慕的心不知不觉地靠近。
这样朦朦胧胧的爱情，是一层未捅破的窗户纸，窗里窗外两缕月光暖暖地映照着彼此，有些揪心，却又美好。
不久，日军逼近杭州，艺专被迫迁往后方。学校师生分批走，张权和莫桂新并不在同一批。一路上颠沛流离、险象环生。到达湖南沅陵时，他们遭遇土匪，命悬一线。惊魂未定中，在一个破庙里，他们又相遇了。她如一只刚逃过虎口的幼兽，发丝凌乱，身子不自觉地颤抖。他心疼极了，上前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一缕月光穿过连日的阴云，轻轻地拥住他们。
沅江发生洪灾，他们匆匆逃离，敌机又频频轰炸，他们在炮火中辗转来到昆明，后来又千里迢迢到四川青木关。这一路，如果没有莫桂新，张权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那些艰难的岁月，有他的呵护，苦难也成甜蜜。
在青木关，学校改名为国立音乐学院。书桌安在战火硝烟的大后方，师生们都倍加珍惜。张权和莫桂新更是铆足了劲儿学习声乐。1941年，重庆排演抗战题材大型歌剧《秋子》，他们被双双选定担任剧中主角。他们完美的演唱和默契的配合，连同跌宕感人的剧情，深深地震撼和征服了山城观众。有爱情，有音乐，这段物质上极度贫乏、时局极其动荡的年月，竟是他们人生中最难忘、最快乐的时光。1942年元旦，借毕业之机，她举办了首次个人独唱音乐会。掌声和鲜花的背后，只有她知道，他洒下了多少汗水：曲目是他与她几番商讨拟定的，伴唱是他组织的，排练时他不离左右时刻陪伴。没演出服，他当掉父亲留给他的手表，买了一块蜡染花土布，给她做了一件衣服和一块头巾。
也是这一天，他们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开始新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