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跟隔壁家结了怨。腊月一到，我们两家就像斗架的公鸡，死死盯住对方。
这年的腊月十几，我的叔叔从外地回老家探亲，把我领到街上买礼物，有我爱吃的零食，还有各式各样的鞭炮。
我瞒着爸妈，把礼物藏了起来。叔叔离开后，我偷偷装了一把“二踢脚”，点上一根插香，乐颠颠地跑到外面放鞭炮玩。
“二踢脚”威力真大，点着后扔进罐头瓶，爆炸的声音能传很远，我玩得很尽兴。
谁知没过两天，妈妈抓住我，虎着脸质问：“前两天你是不是在院子周围玩炮仗了？买炮仗的钱哪儿来的？”我忙说是叔叔买给我的，并出示了证据——那些还没放完的鞭炮。
妈妈气急败坏地敲了我几个栗暴，边敲边骂：“打你这个败路货！”栗暴敲得钻心般的疼，我放声大哭。
从爸妈气吁吁的聊天中，我终于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当时，我爸爸在镇里一家单位上班，全家住在职工院里，我妈妈是农村的，没有工作，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单位里跟我家情况差不多的，就是隔壁龚叔一家。
每到农历年尾，镇里会发放一笔救济款，爸爸的单位小，一般只有1到2个名额，如果有2个名额，我家和龚叔家每家一个，毫无悬念；但若别处超标了，只分得一个名额，两家就要抢破头了，恩怨便由此而来。
就在头天，爸爸单位领导一行来例行调查，那年的名额只有1个。龚叔的爱人王婶抓住领导的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叫苦；我妈不甘示弱，也是苦大仇深地嚷穷……3个女人一台戏，两个女人也能唱一曲，领导们哭笑不得，不知道该把名额给谁好。
第一轮交锋打成平手后，王婶拉出她的儿子，理直气壮地说：“领导们瞧瞧我这一家子，穿得多寒酸，这救济款不给我家，天理何在！”这是王婶惯用的手段，大约到了领导来例行调查的时候，便指挥全家换行头。也不知她是哪里捣鼓来的一堆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还能坚持穿到年后。
可惜这招不好使了，关键是我妈也学会了这法子。我们全家穿的那身，跟王婶家差不离。那些补丁衣服，是我妈拿旧衣服改造的，反正是怎么磕碜怎么补，看着越心酸越好。
这第二轮交锋，王婶和我妈针尖对麦芒，明刀明枪地干了起来。王婶指着我妈说：“你家哪有资格跟我家争，瞧我和孩子穿的衣服，那补丁有新有旧，正儿八经是穿破后补上的。你自己看看你的衣服，补丁的成色都一个样，哪有衣服一次破那么多洞的？装穷也装不像！”
我妈的脸唰地红了，但不愿认输，反唇相讥：“你家还不是一样，吃鱼吃肉怕别人看到，装菜篮子里用烂菜叶盖住，不信现在就翻翻你家门外的垃圾桶，里头保准有巴掌长的鱼刺！”
王婶一脸猪肝色，第3轮交锋，她使出了“杀手锏”：“你说你家穷，你儿子前天还在院子里头玩炮仗呢，那么一大把，得多少钱啊，我家可没钱买！”
放炮仗也算一种娱乐吧，那年头，穷人偶尔改善下生活还说得过去，但把钱花在玩儿头上，人家就会看不过眼。见王婶振振有辞，应该不会睁着眼睛说瞎话，我妈只能皱着眉头，不敢作声。
于是，便发生了爸妈质问、暴揍我的那一幕……
我放炮仗的事儿，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妈只好低了头，眼睁睁看着王婶喜笑颜开地领到了救济款。
赶上这码事，年肯定是过不好了，为了不进一步惹爸妈生气，我低头进低头出，跟老鼠似的。转眼便到了除夕，叫我没想到的是，爸妈居然为我买了一件新衣服，说：“换上吧，辞旧迎新，过年穿得破破烂烂不吉利。”我换好衣服后，兴高采烈地蹦跳着，却看见爸妈在一旁揉眼睛。
只听爸妈在商量：“再不能这么下去了，指望点救济终究不是个事。年后我就想办法，做点小买卖补贴一下也好，大人无所谓，不能叫孩子跟着受穷。”
不记得爸爸是从哪年开始做小生意的，只记得我读小学五年级以后，家里的日子过得就顺溜了，因为那时起，我开始有了零花钱。
现在，我的爸妈和隔壁的龚叔、王婶，还住在当年那个院子里，只不过物是人非，他们都老了，里头的平房也早被改造，现在住的是电梯楼。两家也不住隔壁，而是隔着几层楼板。
我成家后，从不过问长辈的事，也不知道长辈之间的“恩怨”化解没有。滑稽的是，长辈之间磕磕碰碰，我跟龚叔的儿子小龚却比较要好。不过小龚有个很不好的毛病，虽说现在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但他继承了他爸妈当年要救济款时的老习惯，喜欢哭穷，尤其是申领低保金的时候。
没想到的是，小龚的儿子也“接了代”，小小年纪一脸的苦大仇深。
不久前的一天，我坐公共汽车上班，一眼瞥见小龚的儿子在车上跟售票员争辩：“阿姨，我不到一米二呢，可以不买票。”售票员有些恼火，大声吼着：“怎么又是你！老是耍赖，你给我过来量量看，怎么可能没有一米二！”只见小龚的儿子曲着腿、哈着腰，慢慢挪向公汽抓杆上的身高尺。
我看得火直冒，为他付了车费后，朝他的腰上猛拍了一巴掌。小家伙打了个哆嗦，回头一看，怯怯地向我打招呼：“伯伯好。”
我双眼瞪住他，教训道：“就为了免一次车费，至于这样吗？你给我记住，做人得把腰挺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