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经是一个整体主义社会，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密切联系，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人们总是从属于某个单位、群体、组织，从属于某个由同志、熟人、亲戚、朋友组成的亲密社区，这些组织又连接成一个巨大的命运共同体。广场是比私人房间可以获得更多生存资源的地带。“文革”年代，人们甚至致力于清理消灭人性中那些从不显形的私密空间，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隐私、私人生活几乎绝迹。毋庸讳言，人们一方面感到空前的压抑，却也时而体会到来自整体的畸形温暖。那个年代的巨型关怀甚至包括个人婚姻。
我去昆明一家公园里会客，路上发现，公园附近出现了一个自发的、规模庞大的婚姻集市，征婚者的父母、亲戚甚至本人聚集在那里窃窃私语，花园的栏杆上一排排挂着各种年龄求偶男女的照片和简介，就像超市货架上的标签，征婚小广告就像商品介绍或者供货条件。人们来自一个巨大的空间，其间相距数十到上百公里。他们都是信用难以保证的陌生人，除了广告上的那几行字和一个电话号码，这些人没有任何历史、档案、口碑、担保……能否成功地碰上一桩良缘，全靠运气。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青梅竹马或者媒妁之言的时代，看来一去不返了。
中国城市化乃是政府强力推进的结果。社会并没有完成城市化所必需的心理准备和文化呼应。人们措手不及，一夜之间已经离开故乡，失去了左邻右舍，失去了风景、祠堂、方言、乘凉的大树、喜好的口味、游玩的场所……搬进焕然一新、周围全是陌生人的小区。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人们生活的世界不仅仅是一堆空房子，它是一个由传统与经验创造的、活泼的生活世界。如今，一切都被连根铲除了，世界散发着油漆和甲醛的味道。这种搬家就像犹太人出埃及，从有水井的家园搬到一片沙漠之上。
我在小区住了六年，没有一个邻居。并非隔壁没有人住，而是我无法信任一个每天嘣的一声锁闭防盗门的陌生人。这种从名称到建筑格局都模仿西方的小区，没有任何可以使人们建立信任、友谊、邻里、婚姻关系的文化构造，比如教堂、舞会、沙龙……就是中国式的也没有，比如集市、茶馆、庙会、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