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了和母亲告别，每一次，我们母子二人分开时，谁也不回头再看一眼。我也不是刻意狠起心肠，只是习惯了告别。
许多年以前，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她：“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这个问题在我30岁之后，就再没有任何想问的念头了。小时候不懂大人的世界什么样，等自己成了大人，那些小小的问题，还需要再问吗？
童年时刻骨的伤痕，有一部分来自母亲。有一次需要交学费，我在一个水塘边跟她要钱，不敢看她，仿佛自己在做一件错事。她说“没有”，我一直盯着那片池塘里绿色的水纹，觉得世界坍塌，时间停止，万念俱灰。
母亲走了又回，回了又走。每次回来的时候，都说不会再走了，她在院子里看着我的眼睛说：“这一次我不会再走了。”我在心里欢呼雀跃，表情却平淡，最多说一个“好”字。当她第三次从她改嫁的那户人家回来的时候，被挡在了紧锁的门外。那天下了大雨，她跪在满是泥水的地上哭。
以为她不会再离开我们，但几个月之后，她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我从此不再相信她。但也知道，她有自己的苦衷——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在一个不但贫穷而且不讲理的大家庭里，想要有尊严地活，是多么艰难的事。
我以为自己是恨过她的，但根本就没有。对别人都不会有，何况对她。在我那奇怪的童年，脑海里被混沌与奇思异想充斥着，没有恨意成长的空间。当然也没有爱，不知道爱是什么样子，什么味道，活得像棵植物。
在我漫长的少年时代，与母亲再无联系。10多年的时间，她音讯皆无。她是怎么过的，我不知道。中学时，有同学问到我父亲、母亲，我通常选择不回答，如果非要回答的话，我就会淡淡地说一句：“都不在了。”那时我和母亲居住的地方相隔30多公里，但这段路程，足以用空茫来形容，我和她之间，大雾弥漫，我不找她，她也不找我。
我盼望母亲突然来看我，像小说或电影里描述的那样——她穿着朴素的衣服，带着吃的，敲开教室的门，而我在同学的注视下羞惭地走出去，接过她带来的食物，再轻声地赶她走。在我脑海里重复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每逢有别的家长敲门的时候，我总觉得会是她。
直到我20岁那年，在县城里，我和一个女孩谈恋爱了。母亲仿佛专为此事而来，她笑着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在得到我的答案之后，她给我买了一辆昂贵的变速自行车。那段时间，我经常骑着那辆自行车在街道上飞奔，经常把那辆自行车擦得锃亮，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富有的人。
慢慢地，我明白了母亲并不是一点儿也没关注过我。每年我去她住的那个村庄给我父亲上坟的时候，她都会躲得远远的，在某一个角落里看我一眼。而我不知道她在那里，或者，就算知道，也装作不知道。
23岁那年，我结婚。有人问我，愿不愿意让我妈妈过来。“让啊，当然让。”那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家庭话语权的我，开始做一些关于自己的决定：儿子结婚，母亲怎么可以不在场！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母亲像个慌里慌张的孩子。她包着头巾，衣着俭朴，略显苍老。我喉咙干涩地喊了声许久没喊过的“娘”，妻子则按城里人的叫法喊了声“妈”。母亲显得紧张又扭捏，想答应，但最终那声“哎”没能完整地说出来。
婚礼前一晚的家宴，一大家子几十口人，在院子里、大门外的宴席上，吃得热闹非凡。母亲怎么也不肯上桌，任凭几个婶子死拉硬扯，她还是坚持等大家吃完了，在收拾的时候，躲在厨房里随便吃几口。婚礼那天拜堂，司仪在喊“二拜高堂”的时候，却找不到母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