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第一次去美国时，大吃一惊：街上的年轻男女，人人长着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
人是会笑的动物，中国人却好像不会笑也不怎么笑。柏杨说：中国人之所以笑脸少，可能是因为百年来战乱频仍，哭的时候多，依生物学“用进废退”的定律，以致想笑都笑不出。
在中国，笑是一种奢侈品。宠辱不惊、不苟言笑，是中国人长年修来的生存哲学。“君子不重则不威”，如果你天生就长了一副苦大仇深的“石膏脸”，再加上患有咽喉炎，不爱吭声，只要背手来几声厉咳，旁人便猜：这人，城府深，后台大。
在“麻辣导师”鲁迅眼中，中国人的典型性格是忍辱负重、逆来顺受、冷漠麻木、圆滑世故。“幽默大师”林语堂在《中国人》中指出：“中国人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在社会上是幼稚的，但他们在闲暇时却是最聪明、最理智的。”在他看来，中国人生活的艺术是平和宽容、知足常乐、亲切友好、富有幽默感。“幽默对卑鄙罪恶常取容忍的态度，他们用嘲笑代替谴责。”
米兰·昆德拉说：“再没有比懂得笑或幽默更困难的事了。”对一个国家来说，笑代表着国家形象和国民精神，不懂幽默、不会笑，是一种病;有病，得治。
二
在苦难深重的中国史书上，笑是其中的残破一页。
杜甫是“大庇天下寒士”的愁脸，范仲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苦脸，鲁迅是痛恨“麻木看客”的悲脸，蒋兆和的《流民图》里是一张张灾脸……重忧而轻乐、先忧而后乐历来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自觉精神追求。有学者认为，“忧患意识”是中国的文化内核，“欢乐意识”则是西方的精神内涵。
辽宁大学教授宋一苇在《中国人如何才能学会笑》中分析：革命成为一出崇高的严肃正剧，它拒绝喜剧性的幽默笑声。新中国建立后，胜利的欢声笑语很快被继续革命的高亢旋律所淹没。文化大革命中，人人一身“浩然正气”，个个满脸“阶级斗争”，严肃性包裹着恐怖，笼罩在时代的面孔之上，中国进入一个不会笑、不懂笑、不敢笑的时代。喜剧、相声、幽默、讽刺等文艺形式均没能幸免于难，有的被打入冷宫，有的被批得体无完肤，还有人因创作喜剧而被判有罪，难逃死于非命的悲剧结局。在这悲喜剧颠倒错乱的时代里，笑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浩劫。
“文革”终结，改革开放，笑获得解放。在多元文化娱乐诉求的诱惑下，笑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相，搞笑、爆笑、哄笑、傻笑、嬉笑、硬笑、狂笑，相声、小品、段子、大话、恶搞、无厘头，千奇百怪，不一而足。真可谓笑料百出，笑星辈出。中国进入了一个爆笑狂欢的时代。
因为太久没笑，中国人的面部肌肉已经僵化，笑容看上去不免让人觉得乖戾奇异，笑声听起来也不免让人觉得嘈杂刺耳，笑点琢磨起来不免让人觉得飘忽不定。人们的笑相虽然粗鄙，但笑总比哭好。
当下中国喜剧的讽刺批判精神被消遣性娱乐取而代之。表面上看，在娱乐消费时代，笑是最适于大众娱乐消遣的东西，因为，娱乐就是笑，笑就是娱乐，现代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日益激烈，闲暇时笑一笑，舒展身心，何乐而不为？然而，这些提供给大众的消遣性嬉笑，不过是一剂暂时有效的麻醉剂。老百姓是否真的乐呵，最终取决于现实生活的真实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