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旅：每一座墓碑都向东方遥望
年，弗雷德里克接受了一项非同寻常的任务：陪同一批中国工人前往欧洲，援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对抗德国。
启程：踏上未卜的征途
当时协约国在战事中损失了大量男性人口，劳工严重短缺。1915年，中国政府即提议派遣30万名工人作为非战斗人员提供支援，期望借此一举三得：既可省却派遣军队参战的费用，又能在战后谈判桌上赢得一定地位，同时还可以让这些工人学习到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技术。经过磋商，法国政府首先接受了援助，英国和比利时起初未予回应，其后因为实在缺乏劳动力也接受了中国的支援。英国仿效法国的做法，建立了中国劳工旅（CLC），但由于英国本地工会强烈反对中国劳工进入英国本岛，因此这些华工被安排在法国和比利时，为英国和其他协约国提供支持。
英国政府征募的劳工为前线部队提供各种支持，包括装卸货物、建造营房和机场、挖战壕和填沙袋、铺设铁路、修建公路，以及修缮坦克、卡车、摩托车等军用车辆，维护火炮等武器。他们虽为受雇佣的工人，但也受军法和军纪管束。英国政府与劳工签订期限3年的合同，承诺提供免费食宿和衣物，以及3年后回乡的船票。劳工的报酬是每天1法郎，相当于1先令4便士，这个报酬仅相当于英国军队中最低级士兵的报酬的三分之一。报酬部分发给劳工本人，其余直接寄给他的家人。劳工旅还有从中国征募的翻译，他们的报酬和用餐标准比普通劳工高。
年5月，法国签约雇佣5万名中国劳工，首批劳工在1916年7月离开天津港，在传教士和会说汉语的法国政府官员的陪同下，3个月后抵达法国。此后，来自天津、山东、河北、浙江、广东的大批工人乘船从天津、威海、青岛、上海和香港出发前往欧洲。大多数劳工是文盲，他们期望能从欧洲挣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带回家，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投入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惨烈战争，也没有意识到穿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3个月航行多么艰险。
英国政府于1916年秋季开始征募中国劳工，1917年1月18日，首批1088名中国劳工乘运输船从山东威海港出发，原计划是走最快航线——取道苏伊士运河、穿越地中海。不料1917年2月17日突生变故，一艘法国运输船“阿索斯”号（Athos）在地中海里距马耳他200海里处被德国潜艇击沉。这艘船满载着中国劳工，人命损失极其巨大——543名中国劳工死亡。英国政府得此消息，急令正前往地中海的劳工船调头，转而穿越太平洋，绕道加拿大前往大西洋。
至1917年底，英国征募了54000名中国劳工，到1918年11月停火时，增加到96000名。法国征募了4万名中国劳工，其中1万名转调到美国。一战停火半年后，中国劳工旅仍保留有8万名工人，继续担负清理战场的任务，诸如填埋炮弹坑、挖掘未爆炸的炮弹、收卷铁丝网、掩埋尸体等。中国劳工旅是协约国雇佣的数量最庞大的外国工人群体，超过了印度、南非、埃及和西印度群岛的劳工数量。战争期间，中国劳工住在从前线至后方广阔地区的封闭营房里。在布伦（Boulogne）、加来（Calais）和敦克尔克（Dunkirk）等法国城市遍布这样的营房。劳工旅的司令部设置在皮卡第地区（Picardy）的滨海努瓦耶尔（Noyelles-sur-mer），而就在100公里之外的索姆河（Somme），于1916年7月至11月间爆发过一战期间最惨烈的战役，伤亡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
传教：抚慰垂死之人
滨海努瓦耶尔为中国劳工修建了一所2000张病床的医院，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国医院，设施齐全，由会说中文的英国医生和护士提供医疗服务，他们中许多人是从中国招回的传教士医生。这所医院还设有精神病区，收治因无法承受战争的残酷压力而精神失常的病人。在医院旁边，还有一处临时拘留所。
工人们住在由士兵守卫的营房里，每500人组成一支劳工队，其中25人是承担管理职责的英国官员。中国劳工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6天半，逢中国传统节日放假。他们每天吃两顿饭，可以吃到中国食物。中国劳工未经允许不能离开营区，不能和士兵、当地工人乃至平民交往。他们被告知不能使用英国士兵的洗手间，据说是因为中国人中流行沙眼病。走出营房时，他们必须身穿制服，头戴制式帽，以便和平民区分。他们每个月最多可以写两封信，按战时规矩，这些信件在法国和中国两头要经过军方检查。
这些华工平生第一次远离家乡亲友、置身于万里之外的陌生之地，身陷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承受着疾病、负伤、狂轰滥炸带来的巨大压力，起初他们很少休息和娱乐，由此产生的问题之一是赌博泛滥。华工之间有时因赌博引发冲突，甚至发生命案。在英国政府的安排下，基督教青年会进驻劳工旅，负责主持工人们的福利工作。基督教青年会从中国招募了40位传教士志愿者，这些传教士深入劳工中间和他们交朋友，抚慰心灵，也传播福音。对于工人们而言，唱诗和听汉语布道可以打发枯燥的营房生活，因此颇受欢迎。
弗雷德里克被派往滨海努瓦耶尔的那所最大的医院，他和中国工人们住在一起，他的工作内容包括主持礼拜，抚慰病患，尤其是那些垂死的人，以及在他们去世时主持葬礼。他同时还负责管理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组织，他们派出男女会员去营房和工人们聊天、游戏娱乐、放电影等。因为劳工们多数是文盲，他们还帮助工人给家乡写信。在1917年的一份报告中，弗雷德里克描述了他第一次向中国工人布道的情景：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5点，“大厅里密密麻麻坐着250位工人，出奇安静，250双眼睛聚焦于我，250双耳朵等待着倾听我的声音。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两句祈祷词，教工友们念诵，听他们平生第一次发出与上帝沟通的声音。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愉悦的气氛所感动后来每逢做礼拜时，医院大厅总是挤满了中国工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治疗几天后便要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所以轮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
在1918年5月1日出版的另一份文稿里，弗雷德里克描绘了临近坦克旅司令部的中国劳工营地。“在宽阔的坦克厂周围有大量的华工营地，刷着沥青的黑色房子排成长长的一条线，沿着公路向远处延伸。一队飞机掠过田野向北飞去，地里一头孤零零的牛对远方传来的枪炮声早已安之若素，只是偶尔抬起头温和地凝视那些忙碌地穿过它的地盘的陌生人我住的这个铁丝网围成的院子里，23个人中近一半受洗做了基督徒，另一半也希望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