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里，“小混蛋”的故事一直以小道消息形式在民间流传。“小混蛋”周长利是1968年北京最有名的顽主之一，被红卫兵乱刀扎死时，传说还抱着树不愿倒下，成了当时北京顽主与红卫兵矛盾激化的标志人物。现在，这个死于“文革”前期的18岁少年和他的朋友、仇人们一起，变成了很多影视剧里的精彩片断。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血色浪漫》，“小混蛋”以及他代表的由帮派、血统、义气构成的江湖不断被渲染。
顽主周长利
照片上，“小混蛋”周长利留一点中间的刘海，笑得完全是个学生样。妹妹周秀兰说：“有人说哥哥行侠仗义，有人说是地痞流氓。哥哥从小就人缘好，嘴甜，他从没为家里的事打架，都是帮朋友打完架，回来再被父亲一顿揍。”周长利的朋友说，周在颐和园还救过落水儿童，和一统北京江湖的老大形象很不一样。周长利家里6个孩子，他是大哥。“父亲特别严厉，家里穷。到了1966年他上初中就停课了。那时工作都是等分配的。”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主力大多由各机关大院的高干子弟组成。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下，青少年很快就有了阶级分化。周长利的父亲因建国前开过铁匠铺，被归为资本家，一家人住在德胜门城楼与西海之间的一个简易楼里，邻里关系非常好。
在周家弟妹们的记忆中，哥哥从小练武术，谁生病了都是哥哥背到医院，还买三分钱一包的米花糖给大家分。“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哥哥总说，他吃过了。”
北京的顽主群体大多出自贫民，他们打群架，保护自己管辖领域的“佛爷”(小偷)，并和红卫兵势不两立。尽管杀死周长利的王小点等老红卫兵至今还强调，“小混蛋”是小偷，他们是为民除害。但稍微一打听就有40岁以上的老顽主说，“顽主是顽主，佛爷是佛爷，顽主怎么可能是佛爷?我们最看不起的就是佛爷，哪看见两眼冒贼光的，我们就上去‘洗’了。佛爷都得管顽主叫爷爷，得供着”。
和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周长利只喜欢红卫兵的军装。“将校呢，塔帽，这些都是有钱也买不来的。只有高干子弟才能穿。”自认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在“破四旧”的行动中树立了权威。“我们砸烂公检法，惩治坏人，连交通都是红卫兵指挥。”老红卫兵王小点说。而顽主既没有融入社会主流，又要在气势上和红卫兵一争高低，扒衣服、抢帽子，成为双方最理直气壮的打架导火索。“那些大院子弟的特征就是，打倒一个其他人全跑了。”周长利常常打了大院的红卫兵，抢了衣服，就拿出军官证和大家玩闹：“我爸爸是军官!哈哈哈哈!”
周长利的出名并非他自己打架凶猛。他的外号本来叫“周疤拉眼儿”，因为一次“拔份”，把另一帮顽主“大混蛋”打倒了，得了外号。“领头人是不能动手的。”他身边的二号人物边作军说，“他只要说一句‘我新街口小混蛋’，报过了名，我们就往上冲。周长利能策划和组织人，有几次在公园里创下以少胜多的战例，名气就越叫越响。那次我们三个人突围，来一个用苏式武装带打翻一个，七八十人没拦住。还有紫竹院，小混蛋带着10个兄弟，碰上了80多个红卫兵，都是骑锰钢自行车来的，180块钱一辆，凭票买，好比现在的宝马。红卫兵一边晃钢丝锁，一边说我们的武装带过时了。我们的人抡着棒子就上去，他们一打就跑，小混蛋说：‘抢车!’我们骑了11辆自行车风风光光回去了。”
1967年到1968年，北京的顽主帮派已初具规模。小混蛋所辖区域虽然仅限于新街口与德胜门之间的约两三平方公里的区域，但德胜门一带沿后海当时集中大片的平民百姓，而且又离政治中心中南海最近，交游广泛的小混蛋是公认的顽主中最厉害的角色。
活着的二号人物：边作军
小混蛋的死有诸多版本，边作军说自己永远忘不了1968年6月24日，“小混蛋是因为我死的，什么时候我也这么说。”
边作军说，1968年6月23日，他和周长利，宝蛋等人在西单碰上了王小点和弟弟王毛点。王氏兄弟的父亲是1955年授衔的上将。“我们当时一人拿了把塑料枪，互相打着玩。本来都擦肩而过了，毛点说了句，哥，那个叫宝蛋的，前几天追我呢。宝蛋听了一回头，说，谁他妈追你了?手上一把刀就扎毛点屁股上了。王家兄弟俩骑着自行车，一下子就把钢丝锁卸了，追过来打我们。我看见旁边有一个木箱子，就卸了一条扶手抡了过去，王小点手一挡，把一块表打飞了。王家兄弟一下子就跑了。”小混蛋没动手，他教训我们：“你说你们，打不往死里打，人肯定得回来寻仇，得，咱们避其锐气，击其骨髓，明天咱玩去，躲开他们。”
边作军说：“6月24日，我和周长利等8个人带着吉他，一起在动物园门口的早点铺吃饭，我先吃完，一出来，就看见黄压压的一片，王小点带人来了。”边作军把嗓子压低用沙哑的声音学了一句：“他们在这哪!”然后扭头就跑。“我们本打算出来玩，谁也没带家伙。红卫兵骑着车子一路狂追，我跳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上面有两个解放军。我说，解放军叔叔，你们管不管，他们要打死我。解放军说，主席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看你们这帮孩子，前面趴着!两个解放军保护着我得以逃生。”
“后来的事我是听在场的小秋子说的。”边作军说，周长利带着人跑到一个墙边，就站住了往上托人，这时红卫兵追过来，就只剩下周长利和小秋子了，他俩被围在了天文馆前的马路上。“小秋子几下子被打昏死过去，虽然事是我惹的，但红卫兵只知道小混蛋的名字，报名字是他，寻仇也是他。”边作军说小秋子最后的描述是：“小混蛋被围了以后，看见铁道部的小谭子也在红卫兵里，他说，谭子，小点他们打我，你管不管?说着就将一把匕首递给了小谭子，小谭子一下就朝周长利捅了过去。”“我们打架都起哄似的，谁也不知道哪刀要命。”小秋子被打残废了，后来在街边修鞋，前几年也死了。
边作军当时跑到了周长利家，“等啊等，结果消息来了，说人死了”。边作军说，领回尸后，“我们给他洗，大拇指没了，身上刮刀、平刀的伤口没法数，脑门一窟窿”。拖到河边洗，就在河边停尸。周家的弟妹们都记得：“那天晚上，河边黑压压跪了好几百人。”边作军把北京四个地界的顽主都通知到了，要一起去东郊火葬场给小混蛋送葬，“我们人手一把菜刀，那帮红卫兵很长时间不敢上街”。
“文革”前期街头青少年用江湖性质的自我保护和反击的联盟，对抗大院子弟。因此对于大院红卫兵打死周长利这事，最后公安局定性的“流氓斗殴”至今让所有人不满。
老红卫兵王小点
王小点真名王南生，1968年，他留级到初三，是老红卫兵里的猛将。在顽主眼中趾高气扬的老红卫兵，其实并不风光，“我们父母也受到了打压”。周长利死后，王小点和主要参与者被关进学习班一二百天。后来，王小点的弟弟们都去了德国。“过上了另一种生活”。
王小点对于起因也有自己的版本：“在西单碰见时，他们要扒我的军装，当时我们人少他们人多，有人来劝，没打起来。毛点往回跑，人家还拿棍子板砖围他，当时他们打了我，倒往回跑，只有小混蛋站在马路上。我说：‘小混蛋你记住，不出三天，我碎了你。’”回家后王小点给很多人打电话，“人都来了，我说咱要去打小混蛋，谁也不许求情，一暴打一顿，二送公安局。”
第二天，的确来了200多人，人围上来后，没有人说得清谁扎了第一刀，后来，干部子弟也觉得事态严重了，就驮着小混蛋向水科院走。有人问小混蛋“服不服”，小混蛋说：“不服，留一口气早晚扎死你。”然后，有人从后面捅了最后一刀，“扎在了后心，是致命伤”。
上前给小混蛋第一刀和最后一刀的人，边作军说是谭子打头，周长利自己缴了械，甘霖是捅周长利最后一刀的人。而王小点说，谭子的确是用匕首给了小混蛋一刀，但匕首是自己以前送给谭子的，而且一开始都不敢捅，后来大家扎烂了，谭子才上去的。这几个当事人无从查找，使细节无从考证，而周长利最后的死状也被王小点描述得相当不堪，“他临死前还说，管你们红卫兵叫爷爷了”。但至今，人们只传说着小混蛋“抱树木不倒”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