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欠苏多少债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同斯大林议定3亿美元的苏联對华第一笔贷款，其中一半属于攻台急需的海军装备订货。
在党内，毛泽东说，對苏提出的款额较少，“多借不如少借”，这是吸取近代中国因外债沉重，在经济上受制于人的教训，也是受农耕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愿欠别人的钱。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周恩来同苏联扎哈罗夫总顾问议定，苏联以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苏联對华贷款。苏联共向中国提供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斯大林给予少量无偿武器援助外，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当时折合13亿美元。
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移交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这對于解放军迅速提高战术技术水平，起到重要作用。
在中国第一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提供的技术还是免费的。
在1959年和1960年，中国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
根据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的报告，1950年以来，中国欠苏联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一共为57.43亿元。
1959年，中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为654亿元。至1960年前，中国基本上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还清，所剩债务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当时，中国几乎只對苏联有欠款，数额仅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算不得太大的数额，而且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
为争气提前还债
1959年，中苏领导人出现一系列争吵，尤其是赫鲁晓夫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
1960年7月，赫鲁晓夫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并违反合同，停止供应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
此前，中苏两国贸易上出现一些拖欠，并未引起重视，关系恶化后，欠债问题很快上升到政治高度。
7月31日，在中央会议上，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對苏联交货，出现贸易欠债。
考虑到拖欠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毛泽东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从当年年末起，毛泽东有几个月不吃肉，以示带头共渡难关。
考虑到国内闹饥荒，经济部门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
1960年底，中国對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口头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
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片面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
后来，国内一度传说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出于战略需要，中苏最终达成共同宣言，双方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米高扬表示，很快会恢复一些援华项目并派专家，對中国还债问题，有意表，现出高姿态。
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提供苏联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成为苏联向中国提供的最后一次军事援助。
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
3月，苏联政府主动提出，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4月，赫鲁晓夫专门接见中国對外贸易部的正副部长叶季壮、李强，谈到可推迟还债。
《人民日报》曾发专文，表示感谢。
正确看待内外无债
可惜好景不长，到了年底，中苏双方因對待阿尔巴尼亚问题；出现公开分歧。
为开展“反修”斗争，激发對“现代修正主义头子”的仇恨，有关“苏修逼债”的说法和一些渲染性描绘，又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在国内开始传播。
1961年11月，苏共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中苏交恶的趋势，难以扭转。1964年以后，中国经济好转，一再提出提前还清對苏债务，终于在1965年还完。
当时，中国还债并非是用粮食，而是供应苏联有色金属矿砂锡、水银，铅、生铁、水泥、桐油、化工品、羊毛、生丝、茶叶、呢绒和绸缎、缝制品和针织_品，以及其他工业品和手工艺品。新疆出产的重要矿藏，担负對苏还债的半数款项，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出现的饥荒，可以说，与對苏还债并无多大关系。
早在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用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不同意把困难原因说成是“自然灾害”，也没有提到苏联。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经济最困难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援外金额也远远超过對苏还债。
1964年12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说：“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13.89亿新卢布，剩下的尾数1700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對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提前全部还清。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当时，中国人节衣缩食，援助最多的国家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目的是推动“世界革命”和“支援反修”，究其根源，正是出于對世界形势的错误认识，以及同苏联竞争，充当世界革命中心的心态。
中国在经济困难时，仍然提前还债，显示了“争口气”的精神，从长远看，也有一些好的影响。中国一直有良好的还贷信誉，使外国能够比较放心地對华投资或提供贷款。
1965年，中国还清苏联的债务，1968年，还清国内公债，一度自豪地宣布，自己是世界上少有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实际上，在经济上进入封闭状态。直至改革开放，国人通过面向世界解放思想，认清了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的局限，對外债问题才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选自《凤凰周刊》9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