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香莲》，也叫《铡美案》，是“知名度”最高的传统剧目。剧中情节是说陈世美为考取功名，于乡间日夜苦读，得到了爱妻秦香莲的悉心照料。两人有一子一女，一家生活和睦。后来陈世美赴京应试，考中状元后被太后招为驸马。秦香莲多年无丈夫音信，带了一对子女上京求访。陈世美无情地拒绝认妻，并为免除后患，更派家将韩琪追杀秦香莲母子。韩琪宁愿自刎，不愿滥杀无辜。秦香莲到开封府告状，包公被秦香莲感动，毅然将陈世美判刑处死。
这个剧目高潮不断，很能吸引观众，但是如果从古代法律的角度来观察，这个剧目情节方面却是漏洞百出。
“重婚”是个很轻的罪名
对于陈世美的罪状，秦香莲的状词是这样写的：“（状）上写着秦香莲三十二岁，状告当朝驸马郎。他欺君王瞒皇上，悔婚男儿招东床；他杀妻灭嗣良心丧，他逼死韩琪在庙堂。”
陈世美的“原罪”是抛妻再娶，犯下重婚罪。可是这个罪名实际上在古代的法律中只是个很轻的罪名。
按照故事发生的时代──宋朝的法律，“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而在这个故事流行的明清时期，法律规定，“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后娶之妻）离异（归宗）”。
可见，像陈世美这样已经有了妻室，另外再娶妻的，法律的原则是保护前婚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否认后婚的合法性。后婚要强制离婚。在宋代，男方应该处以徒刑一年，如果重婚是因为男方“欺妄”的，那么要加重处罚，判处徒刑一年半。在明清时期，男方只是处杖九十（打90下屁股）的刑罚，女方如果知情的，同样受罚。撤销后婚，女方回到娘家居住。
因此真有这样的事情，陈世美不过是个徒罪、杖罪。
另外，按照古代的法律，官僚士大夫还享有种种特权。
在故事发生的宋代，陈世美可以通过“官当”──拿自己的官品去抵挡掉这个徒罪；在明清时期，士大夫官僚又具有不受体罚的特权，这叫做“例难的决”（习惯上难以按照判决执行），只需要出钱赎罪就可以了。杖罪只要出个几两银子就行。
“欺君之罪”并非死罪
至于陈世美向太后、皇帝隐瞒了自己已有妻室的事实，那就同时触犯了“欺君之罪”，确实要严重一点，不过那也并非死罪。
在唐宋的法律里，这是向皇帝报告时“诈不以实”的罪名，要判两年徒刑；在明代法律里，对这项罪名的处罚有所加重，“凡对制及奏事上书诈不以实者，杖一百徒三年”，和皇帝对话或者上书报告不真实的，也是判徒刑三年，附加杖一百的体罚，并不是死罪。
遣凶杀人人未死
陈世美派遣自己的家将韩琪去杀害秦香莲母子，实际上这个情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也是不合理的。
按照故事发生时的宋代法律，买凶杀人的，按照谋杀罪处罚，只要起意并派遣了，就要判徒三年；因此导致受害人受伤的，主谋者要判处绞刑；受害人死亡的，要判处斩首。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预定的受害人是陈世美的原配妻子；而且韩琪接受派遣后，被秦香莲的哭诉所打动，自行了断死亡，并没有使秦香莲母子三人身体受到伤害。在唐宋法律里，丈夫谋杀殴伤妻子，“减凡人二等”；打死的，“以凡人论”（和普通人一样处理）。因此陈世美遣凶杀妻，等于是谋杀妻子未遂，可以减二等处刑，为徒二年。在明清法律里，也是如此。指使杀人和谋杀罪同样处置，没有死亡后果的没有死罪。
至于韩琪的自杀，在明清法律里只能套一个“威逼人致死”的罪名。按照明清条例，“凡因事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及非一家但至三命以上者，发边远充军，若一家三命以上，发边远充军。仍依律各追给埋葬银两”。要“威逼”导致受害人一家有两人或者威逼致人自杀的死者达到三人以上的，威逼者也不过是一个充军的罪名，仍然没有死罪。
其实，完全不符合传统法律原则的秦香莲故事在民间流行，是一个传播学有趣的案例。
在古代“天高皇帝远”的生活环境里，民间百姓熟悉的也只是集权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模式，很自然地只能把改变现状的希望寄托在高高在上的皇帝那里，这种对于持“尚方宝剑”、“龙虎狗”大铡刀前来诛杀贪官污吏的御史的渴望，是长久存在于基层的政治理想。
选自《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