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俘后曾对曾国藩说：“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两手空空地走向人生终点，昔日赫赫威风的百万大军统帅与百万家财富豪，最终也只落得财空、兵空、命丧，这大约是他当初绝没有料到的。
忠王财宝知多少
李秀成在广西加入太平军时只是一名兵，随军到天京。到1856年天京事变时虽然升为中级官衔的地官副丞相，但太平天国前期严禁官兵私藏金银珠宝，所以他在前期不会聚敛私财。从天京事变到1860年占领苏州以前，李秀成驻军在安徽相城、江苏浦口一带贫困的地方，行军战斗频繁，所辖的兵员不多，虽然他此时已被封侯、封王，但私财也不会聚敛很多。直到占领苏州后，李秀成的私财才急剧地膨胀起来。
英国翻译兼代理宁波领事富礼赐，于李秀成占领苏州10个月后到天京访问，从1861年3月至9月在天京住过半年，并在忠王府住过，与李秀成见过面。离开天京以后，他发表了《天京游记》（《太平天国》Ⅵ），比较客观翔实地记述了他在天京的见闻。如受忠王兄弟李明成招待宴会的情景：“盘子是瓷制的，共九个，形如花瓣，彼此配合而成为一个玫瑰花形……席上筷子、叉、调羹均用银制，刀子为英国制品，酒杯为银质镶金的。”他还在李明成的带领下参观忠王府内的宝藏，他在《天京游记》中记录了这次奇遇：“他把忠王所藏的许多珍奇的东西给我看。除了天王之外，只有忠王有一顶真金的王冠，以余观之，此真极美珍品也。冠身为极薄金片，镂成虎形，虎身及虎尾几可绕冠前冠后，两旁各有一小禽，当中则有凤凰屹立冠顶。冠之上下前后复镶以珠宝。余曾戴之头上，其重约三磅。忠王又有一金如意，上面嵌有许多宝玉及珍珠……各室内置有雕琢甚工的玉器及古铜器多件。吾友──王弟所自用之文具均有大价值，砚是玉制的，盛水的盂是由红石雕成的，笔是金制的，笔架乃是一块大红珊瑚，装在银座上，水晶和玉的押纸具多具，四散放在桌上。桌上又置有七个时钟，时间都不一致。凡各器物可用银质者皆用银制，刀鞘是银的，伞柄是银的，鞭子、扇子的柄均是银的，而王弟之手上则金镯银镯累累也。”
另外，李秀成的不动产也尤其可观。他在天京有两座忠王府。与天京新忠王府兴建的同时，在苏州又另建一座远远超过天京忠王府的豪华忠王府。苏州沦陷后，李鸿章进驻这座忠王府时竟惊叹为“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这些王府内究竟贮存着多少珍宝金银，谁也无法计算得清楚，但从英国人富礼赐参观天京旧忠王府宝库时所见到的无价之宝，再从曾国荃揭露李鸿章从苏州忠王府论斤卖锡器一次卖了20多万斤，就可以看到李秀成宝藏的丰富，说其拥有“百万家财”实非虚估。
靠私兵聚敛掠夺私财
李秀成占领苏州以后发了大财，而掳聚这些财物主要是靠他手下的兵丁掠取豪夺，因此除了自己占有外，还要拿出一部分财物用以养兵。李秀成拥有的兵力在占领苏州以前不会超过万人，如他被俘后在为曾国藩写供状（即《自述》）中说，他在进苏州两个半月前，从天京奇袭杭州时，兵力只有六七千之众。从杭州返回天京到苏州时，“自李文炳、何信义献城而降，我即引兵入城，收得其部众五六万人”。兵力增加了七八倍。随即利用苏州地区的财富继续招兵，数量更大。半年后他到江西湖北招兵，临行前点派苏州留守部队交给部将陈坤书时已有十万之众，李秀成自己也要带几万人，合计他在苏州已有一二十万人。其后1861年6月在湖北将“来降之人招齐，大概三十万之数”。同年8月他从湖北撤退到江西河口时，遇见一支从广西脱离翼王石达开回归天朝的百战精兵，又收“得其二十余万”。以上一年时间，他在苏州、湖北、江西三地即扩军七十余万人，其后当然还会继续招兵。所以四年后李秀成被俘写“自述”时自言他“部辖百余万众”，这当是真实的。
这百余万大军汇集在苏、浙狭窄地区，军费浩大，可想而知。而军费来源只能向百姓加征赋税、掠取财物。这些财物除一部分用以养兵外，大量的还是用来兴建李秀成的新王府、新官舍，供他个人敛聚私财，挥霍享受。甚至连兴建王府官舍的工役也来自军工。
不听军令拥兵自重
李秀成从进入苏州以后，就拒不服从天朝的军令，开始拥兵自重。本来太平天国为争取列强中立，始终执行“东守西攻北伐”的战略，未曾向上海进军。1860年6月太平军占领苏州以后，李秀成为谋求上海的关税，不顾天王所颁到苏州为止的诏令，贸然进军上海，从而招致了列强以保护租界为借口而发动的武装干涉。后来遵王赖文光在他写的《赖文光自述》中指责李秀成说：“……忠王李秀成者，不知君命而妄攻上海，不唯攻之不克，且失外国和约之大义，败国亡家皆由此举。”
李秀成把百万大军视为私有，不许任何人调动。他在《自述》中直率地向曾国藩表白：“我在天朝时用文盖印者，无我亲书密号，其将不从。”提到天朝为统一军权所作的军事改革，他说：“营称天营，兵称御林兵，那时人人遵称，独我与李世贤不服。”对天王调他赴援天京上游门户的几次严诏，李秀成再三抗拒不肯遵行，还自鸣得意地说他“管主从与不从”、“主本不从，我强行而止”。
太平天国后期的战略重点，是迎战从上游大举攻扑安庆威胁天京的曾国藩湘军，对此天朝曾有五次具体的战略部署，都因李秀成的逆命而流产。
到了天京完全陷入包围，李秀成才惊恐起来，赶紧调动兵力救援天京。以前天京曾经有两次解围战，但那两次（1856、1860年）反包围战都有陈玉成参加指挥，得以取得消灭敌军为天京解围的大胜。这一次救援天京之战，由于失去了陈玉成的组织指挥，李秀成虽然在曾国荃的湘军刚到天京三个月，立足未稳并且疫病流行的情况下，率领60万大军投入战斗，但大战45天后，终未能赶走仅有2万人的湘军。此时太平军已军心涣散，诸王以衣单缺粮为借口纷纷离散，解围战以失败告终。
李秀成未能解天京之围，两个月后他又率领20多万大军渡江“扫北”，希图收复皖北失去的地方，但到六安而兵败退回时，兵员已损失了百分之八九十，想远离帝国主义洋枪队而从沿海转到内地的梦想也落了空。到这时，李秀成才看到迷恋苏浙坐视陈玉成苦战皖北而不救援的错误，他的百万大军已经分崩离析各奔前程去了。
选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