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总的座驾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中国领导人的座驾大都是苏联车。这些苏联车又分以下三种：
一种是吉斯115，当时中国一共有5辆防弹保险车，供国家领导人乘坐，其中毛泽东乘坐的黑色防弹吉斯115，是1950年他访问苏联期间坐过的车。回国时，斯大林将此车赠送给了毛泽东。但是这个车的缺点是没有空调，一到夏天，车里便如蒸笼一样，出于安全考虑，车窗又不能随意打开，只好在车子前排与后座的间隙放上一个盛冰块的盆子，来降低车内温度。
第二种是吉斯110，三排座，供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乘坐。
第三种是吉姆，苏联高尔基汽车厂生产，供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和部长们乘坐。
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邀请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和总书记参加，住在钓鱼台，买了60辆奔驰300，会后就给陈毅配了一辆。
虽然坐的是西方最先进的汽车，陈毅却一直关心本民族汽车品牌的发展。1958年，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前夕，国产第一辆轿车“东风”在一汽诞生，当时中央领导非常兴奋，都想一睹为快，于是一汽决定由计划处科长李岚清等人护送“东风”进京。
李岚清后来回忆，当“东风”开进中南海时，到院子里散步的领导同志都围着“东风”看，高兴地问这问那，还有人上车亲自试试。有一次，李岚清正背着轿车在侧面站着，忽然听到有人连续按喇叭，他便转过身随口说了句：“谁啊？”话刚出口，却发现是陈毅。“我真有些不好意思。”李岚清说。陈毅并没有介意，而是笑着向他伸出手来，并热情地询问了汽车的结构和性能等很多问题，其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喜欢开车的陈毅被司机“五花大绑”
“晚饭后，军长夫妇在广场上开汽车，粟带着家小爬山打猎，谭坐军长的车子，张参（副参谋长张元寿）在观看。”这是1947年2月，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一位测绘员在日记中描述的场景。他提到的开汽车的“军长”，便是陈毅。此时，陈毅与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刚刚取得了莱芜之战的胜利。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陈毅的庆祝方式显得比较特别。
陈毅喜欢开车，解放战争期间，部队缴获了大量的各式汽车，陈毅喜不自禁，一有空便过开车瘾。当年全歼国民党的王牌部队74师之后，陈毅就坐着张灵甫的那辆黑皮篷黑喷漆的军用吉普车奔波在路上。
张灵甫的吉普车比较高级，后面还挂了个拖斗，里面有卧具，夜间行车还可以睡觉。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则乘坐大卡车，跟着陈毅在黄河南北简陋公路的尘灰中颠簸，这也成了解放战争中独特的一景。
陈毅还下令华东野战军团以上干部都要学会开车，他亲自教，带大家出去兜风。可惜，陈毅车技十分有限，总是半路抛锚。经常是开车出营，推车而回。有的战士调皮地描绘推车回营的情景为：“一人开车（陈毅），两三人坐车（一般是女同志），七八人推车。”尽管如此，陈毅兴致仍然不减。
1948年5月30日，陈毅启程去中原，与刘邓会合。粟裕非常担心老首长陈毅的安全，行前吩咐司机常志刚：“我给你两道死命令：第一，无论找什么理由，都不能让军长亲自开车。第二，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一定要保证军长的安全。军长身体胖，怕热，喜欢敞开车门，翻越太行山时要防止他颠出车外。”
途中，陈毅白天忙于调查研究、找地方同志座谈、接待老部下探访，到了晚上便熬不住要打瞌睡，身体不由自主地随着颠簸的车子摇晃，这样就更容易甩出去。
常志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陈毅打瞌睡。开始是聊天，摆龙门阵，但摆着摆着，常志刚就听到呼噜声。常志刚想起粟裕的交代，不敢造次，把车子停了下来。可是急于赶路的陈毅又让他继续前行。
“你睡着了，我开车不踏实。万一出个岔子，要对我军法从事。”常志刚情急之下对陈毅说：“我把您用绳子固定到椅子上，这样您可以安全地睡觉，我可以安心地开车。”陈毅一听，哈哈直笑。常志刚真的拿出绑腿带把陈毅从胸口到肚子密密匝匝往车座上捆。
奔驰600的特殊岁月
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当时苏联方面将专家全部撤走，也不再向中方提供配件，导致在中国使用的这些苏联车没零件可换。当时吉斯115和吉斯110全部停开。在此情形下，大部分中国领导人的座驾换成了一汽的红旗车。也许是考虑到陈毅在外交场合的需要，他的专车则变成了奔驰600。
当时全中国只有两辆德国产的奔驰600，所以这辆车无论开到哪里，都特别引人注目。据说有一次陈毅接待外宾，到前门全聚德吃烤鸭。但进去后就出不来了，因为他的车一开，老百姓都知道是陈毅副总理来了，都要来看他，他只好从后门回到中南海。
“文革”开始后，这辆奔驰车也陪伴着陈毅经历了一段非常岁月。1967年，自怀仁堂的抗争被定为“二月逆流”之后，陈毅的处境日益困难。8月26日，外语学院造反派冲入外交部院内，把陈毅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包围办公大楼要揪陈毅。陈毅被困在外交部好几个小时。8月27日凌晨，已经连续工作18小时的周恩来严正警告造反派：“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会场，我一定出席，并站在大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