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桂文亚
邹老师给我们上国文课的时候，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
邹老师春、夏、秋三季，都穿着同一件两截式灰布唐装，手里摇着一把纸扇；到了冬天，换上一袭藏青长袍，直到寒假。他很像是从中国水墨画里走出来的一位老仙人。
同学们似乎并不把老师放在心上，上课吵吵闹闹的。交代背诵的课文，没背；交代要写的功课，迟交；老师一开口，大伙就掩嘴直笑：“好奇怪的口音哟！”
我始终弄不明白，老师为什么不会生气，不严加管教我们这堆上课光会说话、传纸条、吃零嘴、提早啃便当的顽皮鬼？老师只是尽心卖力地教课，恨不得把心剖出来，而且是那样激动，激动得一堂课下来非得从第一排跳到最后一排，来来回回无数趟。
尤其令我们又高兴、又不明白的，是老师采取的“高分政策”。
国文是我们这所学校的重头课，特别是周记、作文，分量大，要求也严格。但奇怪的是，尽管老师批改的作文每篇都是密密麻麻的错别字一大堆，分数却都很高，即使作文再差，老师也通篇红圈，频频嘉许。（我是班上的学术股长，作文由我收齐交给同学，免不了会偷看比较！）
而在那个年龄，分数的高低对我们通常有着心理上的影响──一门功课，如果受到老师重视，分数一高，读书的兴趣和信心也就油然而生，否则，再努力再有兴趣也不过挣来六七十分，久而久之，一定生疏没劲儿了。
老师的高分政策，看来很有效，不少原本对国文缺乏信心和兴趣的同学，听见老师的真心美言，不禁惊喜交集，纷纷加紧脚步向前；而那些少数一心做着记者梦、作家梦的文学狂热者如我，更是受到无以名状的鼓舞和奋发，觉得自己真要好好努力，才不致辜负老师的期许，天天埋头苦写。
翻开老师批改过的作文簿，上、下学年的作文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无题》《田园将芜胡不归？》《春去也》《知更鸟的故事》《天涯未归人》《春归何处》这一类伤春悲秋的题目。回想起来，这又是老师的教学法之一。上作文课，除了列举四五个题目在黑板上任同学选择，也随我们自由命题，自由发挥。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不但自以为美地无病呻吟一通，还瞎编胡写了好几篇中年口吻的爱情小说。说也奇怪，70多岁的老师，不但表示欣赏，还评价“写得情意缠绵，逸韵奇趣”呢！
记得有一年，林语堂先生在联合报副刊陆续发表他对《红楼梦》的考证和评论，我也班门弄斧地在周记、作文本上发起谬论：“林语堂先生能写他敬佩的探春，我为什么不能写我欣赏的史湘云、刘姥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