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罢后晌饭，便对老母亲说，我去凹里转转，径直出了没有一丝风的村巷。
阳光一直很好，对于庄稼人来说，却并不见得是好事情，渭河北原去冬今春的干旱，让乡亲们焦心不止。
望着崖畔上一片光秃秃的田地，莫不是刚种了玉米的地，走近一看是麦田，麦子仅有一寸多高，也照样挣扎着出了穗子。按节令，清明过后60天就该搭镰收割了，但自从去年白露后麦子下种，几乎没看过一场像样的雪和透雨，多年已经没有这样的旱象了。好在一些保墒的埝窝地，麦子还有收成，但显然不及往年。僻背处有几片油菜，却长得十分旺盛。有人后悔，如果去年把土地流转给专业户栽果木，一亩地还净得350元，这回不划算了。人算不如天算，在靠天吃饭的旱原上，尤为如此。
走过旧日的小学校，没有了门窗的窑洞教室设置了栅栏，是作羊圈用的。散落在自然村的小学校，近年来被兼并到了三五里地外的行政村或一二十里外的镇上，农家子弟上学的路变远了。大多孩子随打工的父母到城里借读，有的大人在城里租了房子陪孩子读书，个别坚守的小学校甚至是三个老师教一个孩子。我50年前曾在这旧小学里念过五年书，唱过一首叫《王二小》的歌：“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孩子不知道哪儿去了”。眼下，村里最后一头牛也绝迹了，更不用说马、骡子、驴，家畜已彻底被机械取而代之，犁耧耙耱，收割碾打，全部租用机器，费用年年看涨。牛草长成了柴火，也无人拾掇。但在沟对面的小山上，仍可以看见有羊儿在那里吃草，点缀了寂静山村所剩不多的诗意。我问过牧羊老人，退耕还林不是禁止放羊吗？他说，草场多，政策上管得松了，不碍事。再说，一只好羯子，就是被阉割后的公羊，能值几百上千元，每天赶着几万块钱流动，也算养家的生计。
我转到老三的果园里，因清明前后的倒春寒，核桃和樱桃结得寥寥无几。桃子和山楂的花期，所幸躲过了强降温，指头脸大的果子结得繁实。青杏挂在枝头，我摘了两颗尝鲜，酸得透香。听老三说，他经营的几台修水利的机械设备，贷了款项，老庄基的复耕工程接近尾声，慢慢把目标放在了育苗种树上。承包和租种的地里育了核桃苗子，在网上寻找商机，今年春上一株卖到三四块钱，还供不应求。如果守候在土地上，有高产值的农副产品，不至于一亩地产值三四百元，有谁还情愿背井离乡进城打工呢？问题是眼下的土地仍不值钱，人们在城乡间徘徊，一些土地的主人，对大跃进式的城镇化措施心存疑虑，还没有想明白。传统的乡村，难道要被消亡吗？
走过旧宅院的老槐树下，曾经人欢马叫的晒场，由于人们迁居到了交通便捷的原上，这里变得寂寥了。啄木鸟在节奏响亮地叩问老树，捕捉蛀虫。旧宅院栽了花椒树，待到秋里，只有留守村庄的老者才肯去采摘，换钱贴补家用。迁居的新宅院也有30年了，但见不到一棵30年树龄的树木，大多被树贩子弄到了城里装饰街景，离别故土，怅望异乡的天空。即使迁居到了原上，那条水泥路早已牵引着庄稼人躁动的脚步，让他们寄居在繁华城市简陋的工棚里，夜夜都让梦回来，打开门锁，探望属于自己的家。
一位堂叔父，正蹲在旧宅院的地里种花生。他当过兵，从煤矿上退休回到村里，独自带着小孙子过活。他用塑料地膜铺了干涩的田地，用小铲子在上面戳了缝隙，小心地用搪瓷缸子伸进桶里，舀着从窖里挑来的水，浇入泥土的缝隙，再点入花生豆，手抓着从炕洞里掏来的草木灰盖上。我也帮不上什么忙，递去一支烟点着，和堂叔父说话。天色暗了下来，才等他仔细又忙碌地做完农事，一起厮跟着，顺着弯弯曲曲的小路上原回家。
村口晒场上，有一阵音乐和咯咯的笑声传来。我看见在一片晚照的掩映下，有三五个妇女在那儿学跳舞。她们也许是趁进城打工间歇，回来生养孩子，或者是儿女大了，远走高飞了，她们在家独享晚年。面前是深沟土原，远山如黛，晚风徐徐吹起，音乐融入了飘散的炊烟。
树杈间的布谷叫了几声，天边出现了湿云，有零星小雨溅起了一丝土腥味。村巷里，听见村人搭讪的话语，不是说吃了没有，而是说，看来明儿该下一场透雨了。（和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