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一代，最为茂盛的海上贸易港口，即是广州，也是海上丝路的起点。文献形容其繁荣程度可谓“舶交海中，不知其数”，“蛮声喧野史，海邑润朝台”，进口大宗货物包括麝香、玻璃、珍珠、玳瑁、香料、犀牙、珊瑚、琥珀与棉布。唐政府织品的赋税称为“庸调”，在开元年间达到2100多万匹。宋人李觏更形容江浙一带丝绸纺织业的繁盛为：“茧簿山立，缫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争为纤巧。”在广州、泉州两港出海的丝绸种类繁多，绢有白绢、五色绢、红绢，缎有龙缎、草金缎、五色缎、锦缎，绫有水绫、丝帛等。广州市舶司因其地位重要，与岭南节度使并称“两使”。其行政治理官署虽然在广州，但却掌管海外诸国朝贡事务以及东南沿海贸易。9世纪，伊本·郭大贝（Ibn Khordadhbah）在省道志中说，中国繁荣的港口有四处，包括广府（广州）、江都（扬州）、越府（明州）以及比景（越南半岛灵江口）。大批阿拉伯与波斯侨民，寓居在南沿海港口贸易城市，大食国人李彦昇，在847年由宣武军节度使卢均举荐参加会试，最终以进士提名。
曾多次因商贸旅行访问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丹吉尔于851年写成了《中印游记》，记述了中国货船体量庞大、吃水深，抵达波斯湾的西拉夫后，货物必须改装吃水较浅的当地阿拉伯双桅货船，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印度的故临（Kulam），一般中国大商船要缴纳的税收高达1000个迪尔汉银币，是普通其他国家船只的5～50倍之多。
这些形体巨大的中国帆船，载重量可以达到五六百吨，乘客600人以上，长达20丈，称为苍舶。从西晋自唐代，中原文明的造船技术持续进步，来自波斯湾的棕榈纤维船板缝合法已经传入岭南，“咸水浸渍，即粗涨而韧，故人以此缚舶，不用钉线”。航海者在航海时利用信风与季风，唐人李肇就曾经说：“自白沙溯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信风。”而义净离广州南行时，据说当时的情景是：“至十一月……广莫初飘，向朱方而百丈双挂，离箕创节，垂玄朔而五两单飞。”这里所说的百丈指船舶上的纤缆，五两则是古代的一种候风器，用鸡毛悬于船桅竿乏上。所谓五两，即取用五两鸡毛之意。这显然是因信风之便，船只连纤缆都暂放置一边不必使用。
日本学者、陶瓷研究专家三上次男称，自中晚唐开始，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变成“海上陶瓷之路”，因陶瓷产品的易于叠放，压舱性能与高附加值，使得它逐渐与丝绸并行，成为中国出口的大宗货品。今日日本太宰府所藏档案中，有一件中国商船贸易档案，泉州商人李充自报船上载有货物物种，象眼（注：丝绸名）40匹、生绢20匹、白绫20匹，以及两种瓷器。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印尼、马来亚沙捞越河口、斯里兰卡凯格拉、印度阿里卡曼陀、伊朗内沙布尔，都有唐代长沙窑、越窑以及德化窑、广东窑青瓷与白瓷器物及残片发现。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曾在《中印游记》中记载，中国人能用一种优质陶土，制造出各种透明程度可比拟玻璃的瓷器，甚至酒器中酒的颜色与满盈程度都能从外面看见。另一位波斯文学家塔利比称，中国瓷器中，最为上品的是杏黄色。根据考证，所谓杏色瓷器，来自唐代著名的长沙铜官窑，出品瓷器以杏黄底色著称。
较之唐代，宋代的外销瓷器出口产地越发扩展，不拘于沿海省份，包括越窑（浙江余姚等地）、龙泉窑（浙江龙泉）、景德镇窑（江西）、耀州（陕西铜川）与磁州窑（河北）。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载，宋代瓷器外销国家达到44个，远在埃及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曾是阿拉伯法蒂玛王朝时期兴盛的贸易城市，在1168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沦为废墟，在20世纪60年代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中国陶瓷残片达到1.2万片之多，包括唐至宋初越州窑青瓷，唐代三彩，宋元时代龙泉窑青瓷、潮州窑白瓷等。
唐宋两代，来自印度、阿拉伯输入的货物，对一般民生影响最大的，为药物香料。唐代《新修本草》中就有密陀僧、底也伽（鸦片）、安息香、麒麟竭等西域以及印度药材收录。元和十年，被贬官至连州（广东连州）诗人刘禹锡曾撰写《赠眼医波罗门僧》诗，希望来自印度的医生用“金篦术”（针拔内障术）治愈自己的眼疾，甚至一些药用植物已经开始在中国南方地区移植成功。苏颂在《本草图经》中记就记载一种来自波斯国的药物“补骨脂”，最初通过诃陵国（印尼爪哇半岛中部）舶主传入，后在岭南地区推广种植，可以延年益气，悦心明目，补填筋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