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义忠不太受用中国摄影最初的“启蒙者、布道者”之类的大帽子。和他的对话是从杂志的理想、对纸的认同开始的。“优秀的价值都趋向于沉淀在纸上”，因为“好东西都有温度”。作为华人世界最早得到世界认同的摄影家，他近两年已出了多本图文并茂的摄影书。尽管手机拍照盛行，阮义忠依然跋山涉水，在银盐时代勇往直前。写字本来是拍摄的辅助，他倒写得越来越坚定，甚至抱怨老伴改他的稿子。“不通就是我的风格。”在人道、温情被消费滥用的今天，阮义忠扎实的创作语汇和思考能力越发突出。“人性中最值得肯定的价值的瞬间随时可能消失，唯有摄影，能跨越时空把这一瞬间传递下去。”
土地：给好加温
阮义忠没有任何专业摄影训练。1973年他第一次被《汉声》杂志主编黄永松塞了一部胶片相机时，还从来没有拍过任何照片。看他现在黝黑的脸庞、朴实的草帽，很难想象曾是个沉浸在文学绘画里的前卫青年。阮义忠从小并不长于文字和语言，倒是家人生病要往冥纸上画张脸去庙里祈福时，他每每得到“阿钉仔画得好像啊”的评价。他19岁在台湾文艺圈已经成名，发表插画和小说。“画是抽象派，小说是存在主义，没有泥土和劳动。”脑海中充实了大量的西方美学哲学知识。他后来明白，“台湾文化气候的形成有毛病”，脱离现实生活的认知体验，是60年代长大的台湾青少年自以为是的学习方式。
摄影本身在台湾尚未起步。“照相机逼迫我正视人，面对土地。”奉命拿着相机去大街上晃，一张照片拍不出来，“面红耳赤、汗流浃背”。现在看他30多年前的照片简单动人，黑白的古典层次，叙述有节制的画面，时间的次序，空间的比例，被定格的乌托邦式的村落与人，一切都似曾相识。这是第一次本土山乡的照片在台湾大众媒体传播，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然而当时，阮义忠想的是：“相机外一切事物与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拍？”取景框里的人对他投来的眼神让他突然像抓住了一缕希望之光。“取景窗里，我的童年、艰苦、自卑和夸大都回来了。”
阮义忠的父亲那一辈兄弟七人，只有父亲“不幸”地继承了一片沙砾田，每次河水豪雨冲刷过后，都要人去重新挖石头翻土。一家人只能靠认命式的勤劳。其实父亲靠木匠手艺养活9个孩子，这块地只是因为节俭成性舍不得闲置，就成了孩子们的地狱。因为仇视沉重的命运，阮义忠才用学习表达反叛，看名著和哲学书籍，一个没有泥土的世界特别合他胃口，他“希望用知识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来自体面家庭的现代人”。他说：“其实我做摄影，也一直有一种‘认了’的感觉。”他的抵抗也好笑，从小因为爱哭，他被大家认为：“像阿忠那款，你一世人就完了。”这种哭号不是能哄住的，而是长达两三小时，把哭当突袭战。但他自鸣得意的是：“唯有我有能力搞得大家都头疼。”
服完兵役，阮义忠开始了台北文艺城市的生活。当时台湾有大批美国人来来往往，纯英文版介绍风土民情的《汉声》，一开始就受到本地知识分子喜爱，第一次需要推出一个类似旅游景点介绍的栏目。“台湾人对大陆，以及日本的山川河流都很熟悉，可是对于台湾本身，尤其是大部分居住在山地的原住居民，却了解不多。”这种空白第一次被阮义忠本来是“旅行”命题的创作打破了。回过头来看，他反而发现了一条只有自己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