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爱因斯坦用“心理病理学”来解释人们对相对论的接受，并不是没有道理。在相对论问世前的近300年时间里，牛顿基于定律和绝对确定性的机械宇宙构成了启蒙运动和社会秩序的心理基础。人们对因果性、秩序甚至义务都深信不疑。然而，世界大战的恐怖，社会阶层的崩溃以及经典物理学的瓦解，似乎都指向了不确定性。“在过去的若干年里，整个世界陷入了一种动荡之中，既有精神上的，也有物质上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天文学家普尔在爱因斯坦的理论得到1919年日食观测的部分证实后对《纽约时报》说。“实际上，动荡、战争、罢工、布尔什维克起义的暴力特征，很可能反映了整个世界背后的某种更深层扰动。这种动荡已经侵入了科学。”在1919年12月一篇名为《攻击绝对》的关于相对论的社论中，《纽约时报》声称“一切人类思想的基础已被颠覆”。也是在那一年，伦敦的《时代》杂志宣言，相对论已经“颠覆了几个时代以来的确定性，它呼唤一种新的哲学，而且迄今为止被接受为物理学思想之公理基础的几乎所有内容都将被这种哲学一扫而空”。
渐渐地，人们开始把相对论与道德、艺术和政治上的一种新的“相对主义”联系起来。哲学家、作家、艺术家和其他许多科学实验室之外的学者，情不自禁地在某种程度上被这股科技潮流吸引着，甚至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这其实是源于一种流行的误解，它并不符合爱因斯坦的思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恰恰源于他对绝对性的追求和对“宇宙理性”的坚信，他是一个斯宾诺莎哲学观的信仰者。对爱因斯坦来说，人们对绝对的事物不那么信任了，不仅是时间和空间，还包括真理和道德，这并非他的相对论的本意。他曾经想把相对论称为“不变性”理论。因为根据相对论，结合后的时空所遵循的物理定律实际上是不变的，而不是相对的。正如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后来所悲叹道：“相对论一词已经被广泛误解为相对主义，即否认或怀疑真理或道德价值具有客观性，这恰恰与爱因斯坦的看法相反。他是一个质朴的、具有绝对道德信念的人，他的经历和他所做的一切都表明了这一点。”但对那个时代智识氛围的考察，也许可以为我们理解相对论的风靡提供一些线索，让我们窥探一些它如此广泛地进入文化的谜径。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人类了解和构筑宇宙的整个方式和智识景观都在剧变之中。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总结道：“那些命名为普朗克、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高峰，此刻正在浮现，遑论勋伯格和毕加索。在知识上，它意味着不再以建筑师或工程师的方式去了解宇宙：一个尚未完成的建筑，不过为期不远;一个以‘事实’为基础的建筑，为因果律和自然律的坚实骨架所维系，用理性和科学方法的可靠工具所建造。在资产阶级世界的思想中，由17世纪继承而来的巨大静态的宇宙结构，不仅产生了永恒感和可预测性，也造成了转型。然而，正是这种宇宙模型现在正在崩溃。”
在资产阶级世界的知识建构中，古代宗教的力量已从对宇宙的分析中剔除，在这个宇宙内部，超自然和神奇的事物并不存在。1895至1905年间的物理学革命瓦解了古典的自然世界观。物理学上的革命分子主要属于“理论物理学”，而不是在19世纪下半叶引领了工业革命的实验物理学。这是因为，工业时代，现代人的整体世界观完全由实证科学所决定，并被它们造成的繁荣所蒙蔽，人越来越冷漠地避开真正与人性有关的决定性问题，成为机械体系“渺小、不相关的旁观者”。科学发生了普遍危机：19世纪末，实证主义的不可知论和数学、物理学的再思考，使它们全都要面对“进步”不可预测和无法理解的结果。那个时代的人们，以霍布斯鲍姆的比方，就像“乘坐列车前往未知目的地的旅游，虽然旅客对这些目的地一无所知、全无体验，但他们却不曾怀疑这些地方的存在和性质”。当人类火车稳稳驰向未来之际，旅客在放眼窗外时，看到的却是一派出乎意料、充满迷惑和令人烦恼的景色。1875年以后的几十年间，知识史上充满的不仅是从期望变成失望的情绪，更是期望适得其反之感。19世纪政治经济所接受的思想方式，足以导出极端的怀疑论。当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对所有价值观念重新评估”已经在进行之中。打破已确立的解释规范的科学发现，其本身便是这种期望转型和倒逆过程的一部分。1909年，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在他的一篇文章《历史的相位规则》中，提出了一个现代性即将来临的著名结论。他写道：“思想的未来，因而历史的未来，都掌握在物理学家手中……未来的历史学家必须在数学物理学世界中寻求自己的教育……（如果需要的话），物理学系也难怪该独立承担这一任务。”